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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著书与思想（第2页）

“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纲常名教”指的是旧时为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针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而设置的一整套规范。名教观念初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分来教化社会，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正名”，即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正名”的目的，是要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进而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董仲舒又以“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进一步发挥了孟子“五伦”的道德观，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他将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看成是最最重要的人伦关系，认为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他将此三者的等级关系、主从关系绝对化，由此形成了“王道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其中，君、父、夫体现了天之“阳”面，而臣、子、妻则体现了天之“阴”面。阳永远处于尊位，处于主宰地位，阴则永远处于卑位，处于服从地位。由此，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政治秩序也上升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

而“五常”实为“三纲”之具体化。在董仲舒看来，“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人伦，以及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五常之道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只要社会个体能够很好地坚持五常之道，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能够很好地实现。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名教观念，他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被汉武帝任用之后，董仲舒将符合汉王朝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此对百姓进行“以名为教”的教化。而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三纲”“五常”。

自董仲舒的“以名为教”之后，“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而自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之后，“三纲”和“五常”通常并称为“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成为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必行的行为、人伦准则，每朝每代的统治者也都不曾放松对民众的教化。进入近现代之后，封建制度分崩离析，民主、自由思想受宠，被封建政权用作教化工具的三纲五常一度受尽唾弃，被认为是儒家礼教吃人害命的源头之一。

关于三纲五常的功过是非，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看待。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纲常伦理和名教观念起到了促进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纲常和教化的框架下，中国的封建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千年，期间纵然有交替、动乱，却也成就了汉唐胜景和康乾盛世。再者，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三纲五常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重礼节、重品德、重气节，具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都与纲常观念的潜移默化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物，古代孩童求学之初，就要朗诵其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现代国学正热，很多家长也倡导让孩子从小接触《三字经》。如此，三纲五常对中国人性格形成的作用怎能说不大呢？最后，我们也必须承认，三纲五常的倡导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统治者用三纲五常施行教化，为的是维系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而要民众服从专制统治，人们的个性活力和自然欲求就必然遭到压制和扼杀。由三纲五常所生的一系列道德戒律，束缚了千百年来众多国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不利于民主和自由观念的推广。

神秘的天人感应目的论

董仲舒的认识论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其中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其特色所在。

董仲舒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来源，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而要体察事物的“本心”，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天有阴阳，相呼应地，人也有阴阳。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做出相应的回馈——人们在心中求雨，天就会下雨。因此，通过人的内省和直观，我们就可以体认事物的本质。“名”就是“真”，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对象，因为“名”来源于上天的意志。

那么，“名”由谁制定呢？——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圣王所制之“名”，就是诗、书、礼、乐以及那一整套的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民众应该学习的内容，而那些自然知识是民众不应该学习的。董仲舒有云：“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圣人所提倡的仁义才是董仲舒眼中人民所需要学习的内容，有关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在他看来是使人迷惑的、后进的东西，人们不应学习。

董仲舒极其推崇儒家经典，认为儒家“六经”中，“《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经”又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能偏举其详”。他强调，学习要“多连”和“博贯”，认为只要在学习过程中“连而贯之”，就能够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董仲舒的这一主张在教学实践中有利于加强对知识的理解，通过融会贯通而达到更高的学术造诣。他还认为摄取知识的范围不能太广博，也不能太有限和节制，太博容易使人厌倦，太节会使得所学知识暗昧不通。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也有不错的借鉴意义。

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是董仲舒对教师的理想和要求。他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可见，董仲舒眼里理想的教师，的确已经接近了“圣人”的境界。教师不仅要以上述要求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还要注意针对受教育者才性的不同，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从容引导，不急不缓。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是符合教学规律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大一统”的“君学”思想

汉朝初期的文帝、景帝时期，国家奉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哲学，崇尚黄帝、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实行轻徭薄赋，休养民息。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汉朝渐渐从秦末的萧条中恢复了元气，升起一片太平之景。

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为汉朝第7位皇帝，即汉武帝。一方面，黄老思想此时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的统治需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汉武帝雄心勃勃、好大喜功，儒家思想成为与他内心诉求相符的思想流派。登位之初，汉武帝就一反祖训，重视、倡导儒家哲学，重用儒生，变“无为”为有为政治。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为了“非常之功”，下诏求贤，召集“非常之人”。儒生董仲舒凭借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一举成名，并成为影响后世万代的儒家大师。

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系统地阐述了“大一统”“天人感应”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还将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对此很是欣赏，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由此，儒家迈向了中国官方哲学的一大步，“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逐渐成为历代国人思想意识的重要组成。

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天、地解决了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问题。天完全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塑造人，如天有366日，人有366节骨头（实为206根）；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人是天的意志的反映，天与人是相互统一、联系的。“天人感应”说是董仲舒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在天与人关系的基础上，君主是天、地、人三者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王”字由三横一竖组成，三横就分别代表了天、地、人，一竖即为君王作为纽带力量的象征。因此，君王拥有来自于上天的权力，并通过行使这一权力代表人类与上天交流沟通，让人遵循上天的旨意行事。正因为君权神授，君王才称为天子，是上天意志向人类传达的使者。“天人合一”说为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提供了依据。

天子是上天力量的显示，但君子又要受到上天的约束，不可违背天意。君主如果恃天而行，滥用权力，就会造成政局的混乱，国家的覆亡。借助上天来约束君权是必需的，君主如果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为所欲为，就是违背天道，会受到来自上天的警告和责罚。打雷、洪水、旱灾、日食、月食、地震等，在今日看来多为单纯的自然现象，却都是董仲舒思想中上天对违背天意的君主的责罚。“天谴说”的提出，在制约君主行为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天行有道，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上天的内在运动体系。董仲舒因此近一步指出，万事万物都拥有与自己相对的方面，这两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如就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而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反之则万万不可行。此“三纲”是对“礼”的发展。由于阴阳两方面又存在着联系，董仲舒主张德刑兼备，以“德”为主。关于德治的内容，一方面是行教化，就是进行教育宣传，使民众“好礼”“重仁”，同时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此“五经”来教育贵族子弟；另一方面是施行仁政，君主要做到不与民争利，或少与民争利，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缓和社会矛盾。这些主张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君主专制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道”是董仲舒所崇尚的政治原则。“道”是一国统治之根本，不可改变，但可以在坚持“道”的前提下，根据国家、社会、时代的实际状况，进行适当的局部调整。这种调整可以是指导思想的调整，可以是某种具体制度的调节，也可以是朝代的更替。这一观点为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依据。

董仲舒的另一重要观点，是认为政治混乱是由思想混乱引起的，思想统一又可以促进政治统一。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及汉家王朝当时仍在面临的亡国问题，这些事件的发生、问题的产生，思想不统一而导致的众派各据江山是一大原因。对此，董仲舒对国家的指导思想做出适当的调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时而生。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实质就是以老庄的“天道观”、阴阳家的“五行说”做工具，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产物。“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的基础，维护和巩固封建的专制集权是其主要内容。“大一统”是汉武帝的施政依据，也是他个人的宏图大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眼中实现“大一统”之道的举措。这一举措，是儒学以统治者的身份崛起于中国文化各家之中的标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有益于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封建国家的统一。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间，作为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而长期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尊一家而黜百家必然对“百家齐鸣”式的文化多样性有损，会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有人因此而不承认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对此，我们需要明确：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