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巢与铁幕
高铁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楼宇逐渐变成疏落的村庄和冬日光秃秃的田野。林薇靠在椅背上,怀里抱着那个从南京带回来的纸箱,里面装着她两段短暂职业生涯的全部“遗产”。箱子上还贴着恒祥的资产标签,她还没来得及撕掉。
五个小时后,列车缓缓停靠在“平州市”站。站台很小,建筑是上世纪末的风格,灰扑扑的。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混合了煤烟和尘土的味道。这就是她的老家,一座在最新城市分级榜单上被列为“五线”的小城。
父母早就在出站口等着了。父亲林鹰穿着那件穿了好几年的藏蓝色棉服,背着手,眉头习惯性地微蹙着,目光在出站的人流中搜寻。母亲张爱华眼尖,先看到了她,立刻踮起脚挥手:“薇薇!这儿!”
林薇走过去。母亲一把接过她手里的箱子,上下打量她,眼眶瞬间就红了:“瘦了,脸色怎么这么差?在南京没吃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问题像连珠炮一样。
父亲也走过来,没接箱子,只是看着林薇,眼神复杂:“回来了就好。先回家。”
家的样子和三年前她去上大学时几乎没变。两室一厅的老单元房,家具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漆面已经斑驳。她的房间还保持原样,书架上塞满了高中教辅和大学教材,床单是洗得发白的小碎花。
晚饭很丰盛,母亲做了她爱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一个劲儿往她碗里夹菜。父亲开了瓶本地产的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也给林薇面前的杯子象征性地倒了一点点。
“说说吧,”父亲抿了一口酒,语气尽量放得平和,“在南京,到底怎么回事?天晴那公司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后来又去了恒祥?恒祥那可是大公司,怎么干了不到两个月又不干了?”
该来的总会来。林薇放下筷子,喉咙发紧。她不能说出酒局失态、被开除、看到优化名单这些具体的、让她难堪的细节。她用了在简历和面试中打磨过的说辞,但更简化,更模糊。
“爸,妈,就是……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医药行业那种节奏。压力太大,我身体有点吃不消。而且,我也想了想,在南京一个人,租房吃饭什么都贵,也攒不下钱,总觉得……飘着。”
母亲立刻接话:“对对对,回来好!回来安稳!一个女孩子家,在南京拼什么呀,多累啊。回家好,回家有爸妈照应。”
父亲却皱起了眉头:“压力大?哪个工作没压力?你就是没吃苦耐劳的精神!当初让你考公务员你不考,非要去学什么工商管理,现在好了,外面混不下去了知道回来了。”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规划,“既然回来了,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正好,今年省考马上开始报名,你抓紧时间复习,在家全职备考,这次一定要考上!”
公务员。这个曾经被林薇抗拒、如今却像救命稻草一样被父母紧紧抓住的词语,再次重重地压了下来。
“爸,我……”林薇想说什么,却无从说起。她感到深深的疲惫,不仅是身体的,更是那种对人生方向彻底失去掌控的无力感。或许,父亲是对的?或许安稳的、有保障的体制内,才是她这种“性格弱”“扛不住压力”的人唯一的归宿?
“就这么定了。”父亲一锤定音,“你妈明天就去给你买最新的复习资料。你哪也别去,就在家安心看书。”
回归故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安宁,反而像踏入了一个早已为她设定好的、更加窒息的剧本。
二、140分的铁壁
林薇的“全职备考”生活开始了。
每天早上七点,母亲准时叫她起床吃早饭。饭后,她就回到自己房间,坐在那张陪伴她度过整个中学时代的老旧书桌前。桌上堆满了母亲买回来的各种“省考宝典”“行测秒杀技巧”“申论范文精选”。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和灰尘的味道。
她翻开《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逻辑推理、数量关系、资料分析、言语理解……那些似曾相识又无比陌生的题型,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像一堵厚重而无形的墙,向她缓缓压来。她尝试集中注意力,但大脑却像生锈的齿轮,转动得异常艰涩。看着一道图形推理题,明明答案似乎就在眼前,思维却怎么也抓不住那个关键的变化规律。资料分析里简单的百分比计算,她都要反复验算好几遍,生怕出错。
这还不是最难的。当她翻开《申论》,看到那些关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宏大材料和要求“站位高远、思路清晰、对策可行”的题目时,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攫住了她。她感觉自己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被要求去点评国际局势。她在企业里写报告、做PPT的那些“逻辑”和“文笔”,在申论这种高度程式化、政治性极强的文体面前,显得苍白又幼稚。
更让她心惊的是母亲打听来的消息。
“哎呀,薇薇,你可要加油啊!”母亲一边给她削苹果,一边忧心忡忡地说,“我昨天碰见你王姨,她闺女去年考上的街道办。她说现在分数可吓人了!稍微好点的岗位,进面试分数线都要140分以上!140分啊!满分才多少?”
行测100分,申论100分,总分200分。140分的进面线,意味着两科平均都要达到70分。对于荒废学业多年、且状态极差的林薇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她上网查了查近几年的省考公告和入围名单。冰冷的数字印证了母亲的话。热门岗位的竞争比动辄几百比一,甚至上千比一。那些入围者的分数,一个个刺眼地高悬着,像一道她无法逾越的天堑。她甚至看到有几个岗位,第一名考了惊人的150多分。
她想起了恒祥HR陈姐的话:“这是恒祥,多少人挤破头想进来。”原来,公务员这座“围城”外,想挤进去的人,更多,更拼命。这里的竞争,不是业绩指标,不是人际关系,而是更加直接、更加残酷的分数厮杀。
第一次参加省考,是在回家后的第三个月。考场设在平州市第一中学,她的母校。坐在熟悉的教室里,看着周围那些明显更年轻、眼神里充满背水一战光芒的考生,林薇感到一阵恍惚。时光好像倒流了,又好像错位了。她不再是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高中生,而是一个从大城市败退下来、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失意者。
成绩在一个月后公布。行测58分,申论52分,总分110分。距离她报考的那个乡镇岗位的进面分数线138分,差了整整28分。连平均分都远远没达到。
父亲看到成绩时,沉默了很久,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成绩单拍在茶几上,起身回了卧室,一晚上没再出来。那声叹息,比任何责备都更让林薇难受。
母亲红着眼眶,却还是努力安慰她:“没事,薇薇,第一次考,没经验。下次,下次一定行。”
下次?林薇看着刺眼的数字,心里一片冰凉。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没经验”的问题。她是根本看不进去书,集中不了精神,做题速度慢,申论无从下笔。那种在恒祥时就出现的、大脑无法思考的凝滞感,在备考过程中变本加厉。
她又接连报名参加了两次事业单位考试和一次国考。结果一次比一次差。最好的一次,总分也没超过120分。看着那些稳居140分以上的“大神”分数,她感觉自己像个在巨人脚下徒劳挣扎的蝼蚁。
父母的叹息声,渐渐不再掩饰。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默。父亲开始频繁地抽烟,母亲背着她偷偷抹眼泪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亲戚朋友偶尔问起“薇薇工作找得怎么样了?”,父母总是含糊其辞,脸上掩不住的尴尬和失望。
林薇开始害怕出门,害怕见到熟人,害怕任何关于工作和未来的话题。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书却越来越看不进去。白天,她对着书本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却翻不了几页。晚上,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海里反复回放着在南京的失败,考试的低分,父母的叹息,以及一片迷茫的未来。
她开始出现明显的躯体症状:持续的、隐隐的头痛,像是脑袋里塞满了湿棉花;注意力无法集中,看一会儿书就觉得眼前发黑、头晕;心悸,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心跳加速;食欲很差,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她也只能勉强吃几口;睡眠更是糟糕,要么整夜失眠,要么被混乱焦虑的噩梦惊醒。
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缓慢锈蚀、停摆的机器。最让她恐惧的是,她怀疑自己的“硬件”出了问题——是不是在南京压力太大,把脑子搞坏了?
三、300元的救赎?
这个念头一旦滋生,就疯狂蔓延。越是无法集中注意力,越是记不住东西,越是思维滞涩,她就越坚信:一定是大脑器质性出了毛病。也许是长了什么东西?也许是神经递质紊乱?也许是在恒祥熬夜太多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