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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的制度（第2页）

住院口服药摆药中心的日子，宛如嵌入巨大医疗机器中的一颗微小齿轮，沿着既定的轨道匀速转动。林薇逐渐适应了自动摆药机低沉而恒定的嗡鸣，适应了与陈师傅之间那种仅限于必要工作交流的淡漠，也适应了与各病区护士程式化的、高效的药品交接。

每月两千二的工资，扣除劳务派遣公司代缴的最低档社保后，到手刚过两千。在平州，这仅够维持她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通勤、工作餐、分担一点家用，以及支付必须持续的心理咨询费用。母亲有时看着她的工资条叹气，偷偷塞钱给她，被她固执地推回去。这份微薄却确凿的收入，是她目前与这个世界保持的、最直接也最脆弱的联系，是她证明自己“还能工作”的唯一凭证，她需要这份象征意义，甚至多于需要钱本身。

摆药中心，这座由不锈钢机器、塑料药袋和严格流程构筑的“淡蓝色围城”，提供了她亟需的情绪避风港。

首先是人际环境的极度简化。

这里的人际关系维度被压缩到了最低。最高层是几乎不露面的药剂科主任和分管住院药房的副主任。中间层是陈师傅这样有编制、负责具体区域管理和特殊药品调配的资深药师。底层就是林薇、赵小慧等劳务派遣员工，是实际操作机器和完成大量重复性劳动的主力。

由于工作被机器和流程高度界定，责任链条清晰（医嘱由医生下达，系统传输，药师审核，机器分装，人员核对发放），不同层级之间少有交叉地带，也就避免了多数摩擦。领导对派遣员工的要求明确而单一：准确、高效、守规矩。派遣员工们也清楚自己的定位：做好手头事，不逾矩，不幻想。没有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因为无“政”可“治”；没有激烈的竞争，因为无“利”可“争”。最大的“风险”是操作失误导致发错药，而这通过严格的核对流程和个人细心很大程度上可以规避。最大的“奖励”不过是合同到期后获得续签。

与赵小慧这样的同龄派遣工之间，更容易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简单情谊。休息时凑在一起，抱怨食堂越来越敷衍的饭菜，八卦一下哪个病区的护士最难打交道，或者一起羡慕地看着编制内药师们谈论年终奖和工会福利。这种基于相似处境的共鸣，直白而粗糙，却让林薇感到放松。在这里，艰难是透明的，无需掩饰，也无需为此背负额外的羞耻感。

其次是工作内容对心神的“放空”效应。

操作摆药机、核对药袋、补充药盒、签字发放……这些动作在熟练之后，几乎可以进入一种“自动化”状态。林薇的大脑，那部曾因过度思虑和焦虑而过载死机的精密仪器，在这种无需深度思考、只需按部就班的重复劳动中，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她不再需要强迫它处理多维信息、进行复杂判断、应对突发状况或揣摩人心。她只需要识别、确认、执行。机器的节奏成了她的节奏，冰冷，但稳定可靠。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大夜班，整个摆药中心往往只有她和一个在隔壁值班的药师。巨大的机器在灯光下默默吞吐药片，打印机的声响规律清晰，窗外是沉睡的城市和医院零星灯火。世界收缩到这个充满药味的小小空间里，时间仿佛也变得黏稠而缓慢。这种近乎冥想状态的“无思无想”，对正常人而言或许枯燥到难以忍受，但对正在艰难修复精神创伤的林薇来说，却是千金难买的疗愈时刻。焦虑的余烬，在这种空洞的平静中，一点点冷却、消散。

当然，“围城”的平静是相对的，其代价是可见的停滞与固化的不平等。

派遣员工与编制员工之间，那道无形的鸿沟无处不在，且被视为天经地义。

科室组织业务学习、邀请专家讲座？通知末尾总会附带一句：“请各岗位药师安排好工作参加。”“岗位药师”特指有审核权限的编制内人员。林薇她们需要留下来，保证摆药机不停转。

有任何外出培训、学术交流的机会？哪怕只是市内一天的基础课程，名额也绝不会落到派遣员工头上。那是编制内人员的“福利”和“权利”。

年终总结、评优评先？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派遣员工的“考核”，取决于劳务派遣公司根据医院反馈所做的评估，标准模糊，结果无非是续约或解约。

福利待遇的差异更是直观。节假日，医院发放的慰问品、购物卡，编制内人员人人有份，且标准不低。派遣员工收到的是劳务派遣公司统一采购的、廉价而敷衍的礼物——或许是一箱快过期的饮料，或许是一盒包装粗糙的糕点。年终奖的对比更是悬殊，一边是数月工资的奖励，另一边可能只是一个两百元的红包，还被宣传为“公司的关怀”。

赵小慧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能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调侃：“咱们啊，就是这医院里的‘工具人’，还是租来的那种。用的时候要爱惜（别出错），不用的时候也没人在意。想那么多干嘛，给钱（虽然少）干活呗。”

林薇沉默地听着。她想起在南京的职场，虽然压力巨大，但至少在明面上，大家还在同一套绩效体系下竞争，存在理论上（哪怕渺茫）的上升通道。而在这里，通道从她签下劳务派遣合同的那一刻起，就根本不存在。这不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的问题，而是制度性的身份烙印。这座“围城”保护她免受外界风雨，却也明确告诉她：你的天地，就在这城墙之内，且永远只在底层。

对于现阶段只求心神安稳、积累最基本生存信心的林薇来说，这矮小的、天花板触手可及的天地，暂时足够了。她像一只羽翼残损、惊魂未定的鸟，暂时栖身于一个简陋但风向单一的巢穴，先让伤口结痂，再谈飞翔。

每天下班，走出住院部大楼，将淡蓝色工作服和萦绕不散的药味留在身后，重新汇入平州灰扑扑的市井生活，林薇会感到一种清晰的切换。医院的她是“小林”，一个沉默而可靠的摆药员；家中的她是父母眼中仍需担忧、前途晦暗的女儿。但医院里的八小时，给了她一个坚固的支点。心理咨询师肯定了这种变化：“稳定的、低压力的工作环境，对重建内在秩序感非常有效。你正在慢慢找回对生活的掌控力，这很好。”

是的，很好。林薇对自己说。先站稳，再走路。在这套庞大、精密、既给予庇护又隐含冷酷区隔的“吃人”制度里，她先要借助它提供的这一隅平静，让自己重新“活”过来。至于那制度森严的高墙之外，或是城墙内更上一层的位置藏着什么，她无力窥探，也暂不愿去想。

淡蓝色的围城里，时间在摆药机周而复始的咔哒声中流逝。平静之下，是系统对个体差异的漠视与驯化，也是一个破碎灵魂在机械韵律中，进行的缓慢而顽强的自我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