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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点四十分,我缓缓推开教学楼沉重的玻璃门,冷气混合着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走廊里还空荡着,只有零星几个更早到的学生快步走过的身影,鞋底与大理石地面摩擦出短促的回音。我习惯性地压低帽檐,沿着墙边阴影,走向最角落的阶梯教室。
教室很大,能容纳上百人。而我永远是第一个。选择最后一排最靠窗的座位,仿佛那是被世界遗忘的、属于我的固定坐标。放下书包,拿出笔记本和笔,动作机械。窗外的香樟树长得正盛,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碎成一片晃动的光斑,偶尔有鸟雀掠过,留下转瞬即逝的影子。我盯着那些光影,眼神是空的,思绪沉在连自己都难以描述的灰蒙蒙的雾气里,只是等待上课铃响,将这片寂静填满某种形式的“正常”声响。
同学们陆陆续续进来,带着早餐的香气、慵懒的哈欠、昨晚游戏的兴奋讨论或是对新一天课程的抱怨。喧哗声像潮水般涨起来,充斥着整个空间。我缩在座位里,背脊不自觉地微微弓起,像是要减少暴露的面积。他们三五成群,交谈、笑闹,偶尔有目光不经意扫过我这个角落,很快便移开,没有停留。我像一块吸音的礁石,沉默地存在于这片声浪的边缘。
教授进来了,开始讲课。我抬起头,目光落在幻灯片上,手指捏着笔,却很少落下。声音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传来,字句清晰,却难以进入大脑皮层形成有效的意义。我的注意力像断了线的风筝,时不时就被拉走——拉回公寓里平安温暖的皮毛触感,拉回沈修欲言又止的关切眼神,拉回顾凛沉默递来水杯时指尖的微凉,或者,更糟糕地,拉回一些破碎的、带着铁锈和疼痛气息的黑暗片段。每当这时,我会猛地收紧手指,指甲陷进掌心,用一点尖锐的痛楚把自己拉回现实,然后继续对着幻灯片发呆。
课间休息十分钟,是煎熬。人群的声浪达到顶峰。我要么维持着看书的姿势一动不动,仿佛沉浸其中,要么起身去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用冰冷的水拍打脸颊,看着镜子里那张苍白、缺乏表情的脸。水滴顺着下颌滑落,像无声的泪。
午餐在食堂最僻静的角落解决。快速吃完,味同嚼蜡,然后立刻转移去图书馆——另一个可以合法容纳沉默和独处的地方。
图书馆是我白天的第二个巢穴。下午的阳光换了角度,依然透过高大的窗户倾泻进来,在陈旧的长条木桌上切割出明暗交界。空气里浮动着纸张和岁月沉淀的微尘,还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安静,只被翻书声和极轻微的键盘敲击声点缀。我依旧选择那个靠墙的、被书架半包围的位置,仿佛拥有了一个临时堡垒。
摊开书,目光落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上,思绪却再次开始漫无目的地漂浮。周围的安静是一种保护色,也是一种放大镜,让内心那些细微的噪音——自责、茫然、挥之不去的紧绷感——变得格外清晰。我像一株被移植到陌生土壤的植物,勉强存活,却无法真正扎根,也无法舒展枝叶,只是维持着一种静止的、近乎休眠的状态。
然后,那个下午,平静被打破了。
一个身影,带着与图书馆沉静氛围略微不同的、轻快的步伐,径直走向我对面那个一直空着的座位。椅子被拉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有些突兀。我身体几不可查地僵硬了一下,但没有抬头,只是将目光更紧地锁在书页上那些无法聚焦的文字上,用全部的精神力构筑起无形的屏障,希望对方能接收到这强烈的“请勿打扰”信号,然后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或者另觅他处。
然而,预想中的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一个温和的、带着点试探性的男声在旁边响起,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阅览区里显得格外清晰:
“同学,打扰一下,请问你这本《西方经济学原理》是第十版的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我的第一反应是紧绷。像一只被惊扰的蜗牛,下意识地想将所有的触角都缩回壳里。我没有回答,甚至没有转头,只是极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
沉默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有点尴尬。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
但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上了一点不好意思的笑意:“谢谢。那个……我看你好像经常坐这个位置?我是新闻系的,林哲。怎么称呼你?”
林哲。
这个名字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死水般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微弱的涟漪。我终于不得不,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带着友善笑容的脸。他的头发修剪得很利落,眼睛很亮,透着一种未经世事的、干净的好奇。他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与我周身阴郁气质截然不同的、阳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