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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娘瞅瞅儿子，又瞅瞅她，奇怪地问：“你两个刚才都站着干吗呀？”

姚守义的脸倏地一下子红到了耳后根。

她忍住笑看了他一眼，说：“我正要走，他起身送我。”

“老李家的电费把我算糊涂了。”大娘走进里屋，放下收齐的电费，走出来问：“有事？”

她说：“就是我上次来求过您那件事呀，”将孩子朝大娘跟前轻轻推去，“叫姥姥。”

孩子乖顺地叫了一声“姥姥”。

姚守义敏感地听出，那孩子的声调中，有一种儿童的忧伤，有一种向大人们寻求怜爱的乞望。

他心里好不是滋味。

竹签子将一串山楂穿透了。

大娘呵斥道：“你那是穿糖葫芦哇，还是穿算盘珠子哇？”

“我腻味了！”姚守义嘟哝一句，将那串不成样子的东西朝山楂盆里一丢，站起来走进里屋去了。

里屋比外屋大五六米，像低等旅店房间似的，三面都摆着床。一张双人木床靠着正墙，四张单人铁床“更上一层楼”，靠着左墙右墙。一张旧桌子受到不公正的排挤，傲踞房间正中。暖瓶、茶壶茶杯、闹钟花瓶烟灰缸，和其他一些零碎，分庭抗礼地占领了大半个桌面。花瓶里的一束塑料花，已不知是何年何月插入其中的，落满灰尘。姚大娘舍不得扔掉，没闲工夫也没那份心思洗净它，它也就那样黑不拉叽死皮赖脸地永远“开放”着。半块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奖状，上面用隶书字体写着姚守义的名字。那是他有一年在兵团被评为“五好战士”得的。十年来他也就得过这么一张奖状。物以稀为贵。大娘认为一个家庭连份奖状都没有，未免太不成体统，所以对它挺看重。姚守义返城后第一天就发现了它，想从玻璃板下抽出来撕了，结果挨了姚大娘重重的一巴掌。

他说：“妈，‘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是当年按林彪假突出政治那一套搞的，这份光荣早过时了！”其实他想撕掉它，另有原因。他觉得它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

妈却说：“我才不管什么真突出政治假突出政治的！反正光荣没有过时的。林彪坏，全国那么多‘五好战士’难道也随着变成了不好的战士吗？还讲不讲究点辩证法？”

妈的“辩证法”以妈的特权为“理论基础”。姚守义只好任凭自己过了时的光荣经常从玻璃板下向他反射着透明的嘲笑。

他的妹妹当年没去成兵团，不得不到呼兰县农村插队。后来抽到了县里，在一个小小的酱菜厂当工人。几年前这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全家人来说，都是可喜可贺的好运气。如今呢，好运气导致了坏结果，她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便不能够按知青政策返城了。她给姚守义找了一个呼兰县糕点厂的“工人阶级”妹夫，姚守义还没见过妹夫是“长白糕”还是“黑列巴”。妹妹来的信，他返城后给妈念过两封了，有股酱醋味。

他和弟弟睡上下床。床焊得不结实。为了安全，弟弟“压迫”哥哥。初中生每天临睡前，都要偷偷用一块破镜片反复照那张当年被野猫爪子“抚摸”过的脸。这情形使他每天重温自己替弟弟复仇那桩好汉行为，不无忏悔地想到那家的玻璃是否镶上了，那家的老婆孩子那一夜晚是否冻病了，是否被他吓坏了。

对面的双层铁床原先睡的是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十几年前被电锯锯掉了右手，上上下下不方便。身体肥胖的母亲不得不像只老猫似的每天小心翼翼地做她所不情愿做的“减肥运动”。

那张双人木床原先是爷爷和奶奶睡的。

他返城后，见父亲母亲已“继承”了那张双人木床，不问心里便明白了。

他从北大荒给爷爷奶奶带回了几棵人参。

他却对父亲母亲说：“爸爸，妈妈，这是我给你们带回来滋补身体的。”

他是很爱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很爱他这个长孙。

人参泡进了白酒瓶子里，父亲却一口也没喝过……

他仰躺在自己的**，头枕双手，倾听母亲和她在外屋说话。

她向他讲了自己的命运，他却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他并不想知道。她也是一个返城知青，比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更艰难，他认为了解了这些就已经等于了解了她的一切，他妈的名字不过就是一个人的符号。

他听到她充满憧憬地说：“我决定了要跟那个老鞋匠学掌鞋。学成了，我就什么也不怕了。城里靠掌鞋谋生的人不少，他说他要到各县里去挣钱。我呢，想跟着他好好学，一年半载的我不在乎。我妈为我操的心不少了，我这个当女儿的不能再让她替我照顾孩子。您老就千万答应替我照顾吧！人人都说您心眼好，孩子长久托付给您我不牵挂！无论我跟随他走到哪儿，保证月月按时给您寄钱来。十五块您要嫌少，二十也行啊！”

他听到母亲为难地说：“我上次是顺口答应了你，可现在……你瞧守义又揽下了这穿糖葫芦的活，我这家里里外外的，全靠我一个人两只手了。有空儿，我也得帮守义穿糖葫芦呀！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话吗？刚穿了十几支就腻烦了，哪儿是个有常性的呀，今后还不成了我的活？你要外出那么久，你孩子万一病了，我哪去找你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担待不起呀……”

“这……大娘您要是推辞，我可就没路走了……”

“不是大娘推辞，大娘讲的全是实情话呀！”

姚守义呼地坐起来，犹豫片刻，大步跨到外屋去，对母亲说：“妈，她这孩子挺乖的，不会淘什么气，就替她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