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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胡适六（第2页）

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

中国上海福熙路六一三号

厚之：

感谢你于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因信封的地址处未写“经西伯利亚递送”，这封信花了整整五个星期才寄到。我一向热盼从达廷顿传来的消息，那个地方的非凡之光和绝伦之美，时常浮现于我的脑海，而此等光和美在现今的中国早已被残忍地拒之门外。你有所不知，达廷顿是我心驰神往之地，那般诗意盎然的回忆赐我灵魂以抚慰。鲑鱼成群的达河潺潺流淌、清澈柔美，德温的熠熠晨曦映在花园里历史悠久的石墙上，显得倍加绚烂。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无不真挚善良，他们脸颊上的光辉，比朝阳更加耀眼，并生动地诠释了一个道理——朝气蓬勃的理想是屹立不倒的。环顾我每天所处的境地，我对那里的思念之情变得尤为苦痛，这份情感是不由自主的。放眼望去，这里没有高贵，只有卑鄙，没有友情和合作，只有处处树敌和冤冤相报，没有朝气蓬勃的原则，只有死气沉沉的教条；一切如行尸走肉，祸乱四处蔓延，举国面临滔天大难，人类灵魂的创造源泉终日干涸。各地民生凄苦凋敝，生存条件恶劣得不堪设想。我对北方的饥荒就有切身体会，一提起它我就不寒而栗。饿得不成人形的孩子们为了争抢地衣青苔而扭打在一起。他们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把石缝之间挖了个遍，然后狼吞虎咽地塞入口中。他们这般搏命，只为了让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减轻一些。苍天呐，为何他们偏偏生在了这里！

眼下，一边残酷无情的统治者，另一边默默受苦的平民百姓，这势必会引发一场可怕的灾难，而且它已经近在咫尺。那些所谓的知识阶层——其实是一群无能的人——早已倦怠局势而听之任之，没有勇气去担起责任，只是默默恳求他人良心发现。

亲爱的厚之，任何一个身处中国的人，若要克服自己的悲观主义，与绝望的局势作斗争，谈何容易。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坚持的信念；至于人生中的大事小事，也找不到任何可与之共事的朋友。活在中国，他甚至都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如老戈爹在《飞鸟集》所言，我们只有热爱这个世界，才算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愿中国人能热爱他当下亲眼所见的中国，但这是绝无可能。

无可否认，我们所处的境地是黯淡无光的，它对人们精神的折磨也是不可遏止的。正因如此，一读到你在信中致以的最善意的关怀和期望，我就万分痛苦，其中之意思，唯有你能领会。我有幸到访达廷顿与山迪尼基顿，从你和老戈爹那里带回了美好的灵感和鼓舞，可是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面前，它们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日子使人见不到一丝希望。我所怀揣的梦想距实现仍有十万八千里远。法律和秩序形同虚设，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在南京城附近，治安也是靠不住的。绑票事件在全国各地高发，更别提抢劫了，法律却拿它们毫无办法。上海的生活索然无趣，有时甚至叫人厌恨；若想离开，却非人力所能及，原因很简单——眼下也没有别的去处了。我们所有人都插翅难逃，身不由己。

我近来忙于两件事。想必你已从报纸上读到了噩耗，我离京的三周之后，一月十九日，我们的梁启超先生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对我和其他许多人而言，梁先生的逝世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和孙中山先生相比也毫不逊色。我们认为，他不但是学者的完美典范，其本人更是集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于一身。他将当代中国领入新时代，凭一己之力掀起思想革命的潮流——没有它，政治革命就无从谈起。他会因此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独树一帜。胡适先生和我正在编纂一册纪念刊，以期对梁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多面才能予以公允评价，预计此刊将于五月问世。另外一件事是，我正在筹备一场全国美术展览，约在一个月后开幕。这场展会涉猎之广泛、设计之精良，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插图版目录制作完成后，我会寄一些给你。

达廷顿近况如何？多乐芙近来安好？你们家里又要增添新成员了，可喜可贺，小露斯一定高兴极了。代我向朋友们致候，转告他们我一直渴望回去和大伙儿共同生活。小曼向你们二位问好。

你的挚友

徐志摩

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

上海福熙路六一三号

厚之：

许久未收到你的回信。上次给你写信时，老戈爹光临上海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令我喜出望外。他来之前，我还给你写过一封长信。老戈爹和他的随行抵达的那天是三月十九日。老戈爹和禅达在寒舍下榻两日，后前往日本和美国。返印途中，二人于六月十三日再次莅临，两日后道别。美国之行给老戈爹的身子增添重负，他比以往更加疲惫体弱。必须告诉你，除了舟车劳顿，老诗人的旅途也并非事事顺心。即使他没有被美国人惹得勃然大怒，也没替美国人说半句好话。最令他惋惜的是，他身边不再有像你这样的人士照料他，使之精神上饱满愉悦，这绝不是身体上的舒适可比拟的。关于你，我们谈了很多。老诗人真挚的肺腑之言令人动容。说着说着，我见他的双眸泛起泪光。厚之，没有人能像你一样理解、爱戴并精心照顾他；即使在他的同胞之中，也没有谁可与你相提并论。对此，老诗人的领悟比我深刻得多。倘若你亲耳听到他的话，你会倍感欣喜。他是这么说的：“厚之是伟大的人，有着伟大的灵魂。我向他致以最深厚的爱念和最崇高的敬佩。说出来不免惭愧，但事实就是，他思想之深入，乃我等肤浅之人所不可比拟的。他有极好的领悟力，大概只有他能够参透我的心思。他在达廷顿把事业做得有声有色。他是难得一见的理想主义者，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杰出本领。我对他寄予厚望和信心。我很失望自己没能从加拿大去往英国；我热盼与他来一次愉快的重聚，但未能如愿。请你务必写信，把我的思念转达给他。”

厚之，他大概在今年冬天会再见你一面。老诗人虽年老体衰，却依然一丝不苟地撰写演讲稿，他期望及时完成，以赶上今年冬季在牛津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我必须努力工作”，他叹息说，“我余下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得加快工作进度。我很庆幸自己还有话可说，但这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赶在归西之前把想说的话统统讲出来。我要讲的是‘神圣的人格’，我力争在灵感和智慧上两全其美，而不是泛泛而谈”。由此可见，他的心情好极了。愿他返回故土后迅速恢复健康，这样他就能踏上赴英之旅了。

在上海期间，老诗人见了胡适和蒋百里将军在内的一些老朋友。梁启超先生的早逝令他黯然痛心，张君劢先生在他访沪期间不幸被绑一事又使他格外难过。你很难相信会发生此类事情，可是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个身无分文的学者，为给家里人糊口，去年被迫卖光了自己的书籍，那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过上近乎乞丐的生活，却还是遭遇不测，被人折磨（这是很乐观的说法）足足三个礼拜，活得比囚犯还要凄惨。所以说，向别人打听中国的近况如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连干绑票的这群不法之徒们，都不把这个行当的行规放在眼里了，这般堕落是前所未有的！在许多方面，我们甚至连印度都比不上。理想都死绝了，它们非死不可。

我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从老戈爹那里获知你喜得贵子、母子平安。我妻子特此向多乐芙和你致贺，她很快会向你们的小宝宝寄去小礼，以表祝福。

近半年我几乎是无所事事的。我说“几乎”是因为，我虽未接受任何职务，却在协助筹备首届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我在个人事务之余的唯一差事。我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怀揣而归的志向和灵感，纵使它们多么伟大、美好，如今也在这个运转失灵的社会里被恶势力所禁锢，全无用武之地而日渐凋败。中国没有哪一处地方容得法律和秩序落脚。张君劢先生被绑架这则骇人的消息令家父战战兢兢，他正认真考虑举家搬迁，去往某个比上海更安全的地方，比如去青岛。我们应当以这种办法去对待人生吗？厚之，倘若你听到一个身处中国的人满腹牢骚，万万莫要责怪他。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就对这里的一切忍无可忍，恨不得谋求机会一走了事。我也差一点谋得这样一个机会：哈佛大学去年请我去讲中国文学，他们说明年（也就是这个夏天）会有一个员额空缺，总之是一份不错的职务。但在我踌躇之际，丁文江，就是留有一撮别致的小胡子、当过上海市长的那个人，横刀夺走了这个最初是给他朋友提供的职位。对此，我仅仅是一笑置之。

上海已经入夏，我正打算带我妻子去山中避暑，她还是有些病恹恹的。达廷顿的各位可好？我忘不了那里厚重却透出光芒的云朵，还有那一张张笑容亲切的面庞。请代我向所有朋友们问好。露斯现在开始学习识字了吧？嘉波拉小姐还在达廷顿吗？想必是盼不到她的信了，不过我也没动笔写信给她。英伦的夏日真叫人魂牵梦绕！

顺颂大安

你的挚友

志摩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上海福熙路六一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