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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刘郎又独来（第1页）

得见刘郎又独来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七月，五十四岁的苏轼，两鬓风霜，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兼浙西路兵马铃辖再次来到杭州。

这次任职直至元祐六年（1091）三月，历时近两年。

如同数年之前，杭州似乎是苏轼一生中最能容纳他的伤心、失意的所在。

苏轼前后两次到杭州任职，都是由于不安于朝而被迫乞外任。

第一次因批评王安石新法，引起新派疑忌而“惧祸乞出”。

第二次则因与司马光在“尽废新法”问题上产生分歧，受到旧派排挤，又连上章疏力求补外。

无论赞成或反对，苏轼与“新法”始终格格不入。

每当此时，命运便将杭州温情的山水交付苏轼，使他壮年倅杭时被变法派驱逐的孤单郁闷，十几年后不见容于保守派的深沉愤慨得以暂时纾解。

阔别杭州十五年，此时的苏轼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

当他故地重游，见万松岭上寒梅独放，抚今追昔，深觉苍凉：“绿发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三）

苏轼如老梅，铁骨仍在，却似万松岭上一枝独开，内心沉淀了太多的复杂感受。

这时的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再经各地辗转，也许杭州温和的风情已经不再像十五年前那样足以抚慰了。

也或许，苏轼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宦海中无解的结局并跳脱出来不再自怨自艾。

总之，接下来的时光里，苏轼不谈风月。

在这番任职知州的两年里，他凭着当今高太后的支持，借助手中的地方军政大权，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到政事上，多有建树。

元祐四年（1089），苏轼刚到杭州即遭逢严重的自然灾害。

杭州冬春水涝，早稻无法下种；五、六月以来又闹旱灾，刚刚种下的晚稻也收成无望，早晚两季都受损失，“民之艰食，无甚今岁。”

早在熙宁八年（1075）杭州曾发生过一次类似灾荒，当时“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

为防止惨祸再现及饥民铤而走险，苏轼一面请求缓交本路部分上供米，并求赈济，一面将官米减价出售，使灾情得以缓和。

不料，次年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灾情“甚于去年”。

苏轼忧心如焚。

更令苏轼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务献谄，不仅讳言灾伤，并且报告朝廷，本春无人死、声称丰收，要求收回赈济钱粮。

更有甚者，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辞状，以致踏死四十余人。

苏轼忍无可忍。

自七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四个月内连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第三、第四状六道表状给朝廷。

在这些表状中，他向朝廷反复阐扬了有备无患的思想，强调“先事处置之力”，呼吁朝廷必须急速采取行动：“仁圣在上，理无不救。”

与此同时，他又写信给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向他申述灾情，请求尽快施行积极措施。

当时，“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争言无灾，或言有灾而不甚。”

唯苏轼一人，“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为全活浙西一路亿万性命，苦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