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之一是请求免税。
苏轼作为密州知州,既是朝廷派出的地方治理官员,又承担着征缴国家赋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多重使命。
苏轼重视民生,面对密州严重灾情,他主张用国家调控的方式,省去不必要的征收,保证地方赈灾需要。
苏轼更深知,只有减缓赋税,小民才“不致大段失所”,强盗才不会迅速增多,社会才能避免“人祸”,保持稳定。
京东地区是宋代海盐的重要产区,密州的涛雒场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盐场之一,政府在此设置场务经营盐场,严禁私人贩卖食盐。
但当时旱蝗灾害并起,治安败坏,密州“一年,比租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朝廷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从盐课的增长中获利,百姓则“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
于是苏轼提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禁止官方榷盐,适当地允许百姓贩盐。
在苏轼看来,有限度地减免小商小贩的盐税不仅有助于百姓渡过灾荒,盗贼为患程度也会随之减轻,大盐商的食盐销路也更加畅通,国家的盐税收入也“必无大亏之理”。
即使略有亏损,却能换来河北京东地区的社会稳定。
何况,在严重的灾情面前,朝廷即使“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散与人户”,其结果也只能是“人得一贯,只及二十万人”。
而“一贯之钱,亦未能济其性命”,良民为盗的局面却得不到控制,最终还是“人祸”为患,危及朝廷。
在治事方面,苏轼务实而果敢,头脑灵活不拘一格。
当时密州有盗贼作案,安抚司派了三班武官带领骄悍的兵卒捕捉,然而兵卒如强盗一般凶暴横行,竟诬陷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以此闯入而至争斗杀人。
之后这群暴戾的兵卒畏罪逃散,情急之下,颇有作乱之势。
百姓非常恐惧。
苏轼事先已知此事,然而当百姓跑来禀告时,他故意将控诉书扔在地上看也不看,貌似不在意地回应:“必不致此。”
苏轼敷衍的态度使逃散的兵卒放松了警惕,也使他们在惊恐中生出的“铤而走险”的蛮暴之心逐渐淡了。
随后苏轼派人慢慢将这些凶暴的兵卒招引出来,逐一杀掉了。
如此举重若轻。
我们也能从苏轼在密州做的另一件事领悟当一个伟大的人同时拥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时,能如何使世界的冰凉融解。
因灾荒无力养活,密州很多百姓悄悄抛弃孩子。
苏轼非常痛心。
于是盘查官库中用于劝家的粮食,拿出剩余的数百石另外储存,专门用来收养遗弃的孤儿,每月供给六斗。
一年之后,抱养者与婴儿,都有父母之爱,弃婴遂不至流离失所,如此救活的婴儿有几十人之多。
治蝗、祈雨、灭盗、活婴,在密州的困苦里,苏轼依然完成了一个人和一个有良知的官吏所能够完成的一切。
蝗虫扑面、磨刀捕寇、洒涕拾孩,密州山水村店到处留下苏轼的足迹。
尽管自己身在阴霾之中,尽管为郡鲜欢,尽管章台已远,苏轼却永远给身边人带去温暖与光明。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
苏轼因此获得了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