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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识字忧患始（第3页）

苏轼性情集浪漫、理性于一身，他在政治上的关注焦点不像王安石只在意国家富裕，处处“言利”，在乎“生天下之财”。

苏轼在意的是“人”。

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故王安石尖刻激进，苏轼温和改良。

对此王安石非常清楚，他对神宗坦陈“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他也坦然阻挠宋神宗数次重用苏轼。

这年五月，苏轼就王安石变法发出了自己第一个官方声音。

他向神宗上了《议学校贡举状》，认为贡举法不当轻易改革。

当天，宋神宗召苏轼面谈。

皇帝虚怀若谷。

神宗对苏轼说：我对改革贡举法一直疑虑，听了你的建议方解惑。但你——“何以助朕”？

此时的神宗，急于想要使宋朝社会气象一新，苏轼父子声名一早直达天廷，神宗当然希望一切英才为我所用。

苏轼的回答明确体现了他的改良倾向。

他道：“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苏轼看出了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的危害。

此时的神宗立志有为，对于苏轼的批判“悚然听受”，并表示“卿所献三言，朕当详思之”。

此次君臣对谈甚欢。

也许苏轼身上有某种与王安石相同的特质，例如果断而充满信仰。

王安石身上的这种特质使神宗满意，苏轼身上的这种特质同样使神宗感到宽慰。

虽然建议平稳推进，苏轼毕竟是拥护改革的。

于是他想让苏轼担任修改中书条例的工作，成为自己推行改革的骨干。

然而王安石反对。

他太了解苏轼了，他明白，在内心深处，苏轼与自己政见不同，寻求国家昌盛的路径也不相同。

王安石对苏轼很不放心，他深知苏轼的能量，也同时了解苏轼坚决不肯自欺欺人，绝不能支持自己无法认同的主张。

于是，他以“故发异论”为由，使宋神宗对苏轼产生了疑虑。

到了这年深秋，王安石的变法继续推进。

反对者众，推进并不顺利。王安石的对策是排除异己。

神宗仍然想重用苏轼。

于是王安石建议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推官。

推官，相当于常务副市长，主管刑狱，事务性工作多而繁杂。

王安石把苏轼安置到此，企图令他事务缠身，“多事困之”，没有时间和精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内心有些蔑视苏轼，以为他一介文士，对于行政公务之事并不擅长，必将难以周全。

然而王安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