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潮上君须上
人生极苦。苦短,苦长。
然而多数人舍不得这苦痛的人生。
舍不得,就只能面对。
如何面对人生的苦?也许如苏轼,“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一)
苏轼与杭州的第一次相遇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起因是新法。
关于新法,苏轼从最初就并不完全赞成,以苏轼天生的悲天悯人,注定了他永远是个保守派。
他本能地抗拒一切过于激烈使百姓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政策。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五月,他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贡举法改革。
秋天时,身为国子监考官的苏轼又发策讽刺王安石专断。
苏轼两次公开反对新法使王安石内心的不安越来越深。
他的不安很有道理。
熙宁三年(1070),苏轼《再上皇帝书》,明确要求罢免王安石。
在这场暴雨般的改革中,而立之年的苏轼就像一根刺,与王安石针锋相对。
然而神宗的改革意愿非常强烈,变法如离弦之箭已无法挽回,苏轼的上书没能撼动神宗与王安石这对君臣坚定的变法理想和信心。
不但如此,从此刻开始,为了迅捷推进变法,凡反对新法者皆被罢黜或免职。
十二月,王安石拜相。
至此,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较量,苏轼面临失败,处境难堪。
苏轼从内心抗拒新法的实施,面对朝堂上狂热的同僚,他深深感到忧虑和彷徨。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促使苏轼决定暂时离开京都,离开令他困扰的时局。
在苏轼为变法之事忧虑之际,王安石也深为苏轼的存在而不安。
他非常清楚苏轼的才华、名声以及先王宋仁宗对苏轼的嘉许,因此将其视为变法路上可怕的障碍。
王安石要动手清除障碍了。
他有位姻亲御史谢景温,系宋初名臣谢绛之子,谢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
在王安石的授意下,谢景温诬陷苏轼在丁父忧归蜀途中,往还多乘舟载物货、贩卖私盐。
朝廷即着人调查,甚至追踪当时的船夫民工以求坐实此荒谬说辞。
对于此子虚乌有之事,苏轼不屑辩白。当朝廷查无对证后,苏轼毅然自乞外任。
苏轼带着一腔失望愤而离京。
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苏轼,迅速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宵小们的诡诈,政见不同者的残酷,刺激了苏轼,也使他那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冲击。
苏轼一度情绪低落,“交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犹彷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