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自幼喜欢读书,竟至眼界非凡。
身为女子而对古今成败、治乱得失颇能言中要害。
程氏对读书有自己的看法,她看重的是通晓大义,而非仅仅顶个读书人的名号。
这种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影响了苏轼。
苏轼八岁,进小学,不久即能认识诗文字词。
一日,道观里来了一位京师客人。
张易简与客人闲坐,两人手持一诗稿不断点头称是,苏轼好奇,也挤在一旁观看。
张易简二人谈论的诗稿是石守道的《庆历圣德诗》。
石守道即石介,当朝国子监直讲。
此人性格耿直,敢言敢勇,其论“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
当时是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深受器重,皆居高官要职。
四人以天下国家为重,日夜谋虑,思致太平。
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
此即“庆历新政”。
新政颁布令石介无比振奋,于是挥就《庆历圣德诗》,对革新派强烈褒扬,对保守派无情抨击。
苏轼将诗稿粗读一遍,知乃诗人对崇敬之人以全部的热情赞颂,便追问诗中提及的是些什么人物。
张易简起初不以为意,乃敷衍道:“童子何用知之?”
苏轼回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黄口小儿竟说出真理,令两位读书人深受震动,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张易简正襟危坐,将这十一人之事迹细说分明。
张易简将诗文讲完后喟然长叹:“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了张易简的解读,石介诗中“惟仲淹、弼,一夔一契”的赞誉仿佛在苏轼耳畔回响。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些人:尧之夔、龙,舜之稷、契,周之闳、散,汉之萧、曹,唐之房、魏。
最后,是当朝范仲淹、富弼等不世出之贤。
他仿佛同时看见了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苏轼心中自此生出对此种人杰的倾慕之情。
后来,苏轼先后结识了欧阳修、韩琦、富弼三人,唯独因范仲淹逝世较早,无缘相见,引为平生憾事。
直至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才了结四十七年的思慕之情。
苏轼也曾跟着母亲读《后汉书》。
有一天,他深受震动,因为读到了范滂的故事。
范滂是名正直书生,在后汉儒士与阉党的斗争中,曾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不幸被害。
在被捕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范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内心异常激动,身上仿佛也涌动着同样的勇气。
他问母亲,如果他长大之后,做范滂这样的人,母亲是否愿意?
苏母微笑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可以想象,母亲的这番回答对于小苏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后来,苏轼一生,但有机会,便如同范滂附身,始终实践着幼年时既已萌发的理想,眼前也始终闪动着母亲旷达坚韧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