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画浓厚的兴趣,固然受父亲苏洵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来自苏轼的天性,此即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具有的一种天然的热爱。
故苏轼从故乡返京经过长安时,在拜访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的筵席上,见到长安草书圣手石苍舒,目睹他即兴草书,曾欢喜良久。
同为父子,唯苏辙对书画不甚经意。
于是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形,每当面对难得的书画珍品,苏洵与苏轼两父子指手画脚、欢喜不禁。
而苏辙则枯坐一旁,不为所动。
苏轼对于书画的钟情,也可见出其水火相融的性格。
他年少时苦练书法而至狂热,曾经抄写完了全本《汉书》和《金刚经》。
但苏轼性情跳脱,每抄写一本,便改变一种字体。
有趣的是,抄完一本,该种字体也便练成。
如火的热情,如水的灵动,这就是苏轼,也是我们在他的书法与画作中见到的影子。
苏轼常常去王诜私第之东“宝绘”堂,共赏王诜专藏的古今法书名画。技痒之下,曾为王诜抄录《莲花经》。
而王诜于酒食茶果之外,也曾赠苏轼弓箭、包指等物。
未料此一种风雅的情谊后来竟然招致灾祸。
此是后话。
初到开封的日子,京中文人学士围绕在苏轼周围,像无数行星之围绕恒星。
他们在驸马西园谈诗论画,其风气盛于都下。
元祐年间,当时当日,西园雅集是京都美妙的风景和谈资。
这天,王诜在西园宴集,来的人都是一时之文人高士。
苏轼、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苏子由、黄鲁直、李伯时、晁无咎、张文潜、郑靖老、秦少游、陈碧虚、米元章、王仲至、圆通大师、刘巨济。
这样一群人聚集,自然不免作诗、绘画、弹阮、品禅、论道。
那真是苏轼记忆里格外留恋、超然于“汹涌名利之域”的日子:
“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
更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
他还记得那日他穿着舒适的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亲爱的弟弟子由坐在石磐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
那时,后来的苏门四学士都在场。
“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的黄鲁直,“披巾青服,抚肩而立”的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的张文潜,“幅巾青衣,袖手侧听”的秦少游。
还有身着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的圆通大师,与刘巨济并坐于怪石之上。
当时,“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
苏轼所热爱的清旷之乐,是所有人都热爱的。
所以李伯时作画,米元章写记,以图文记其盛会,“西园雅集”遂成为文人雅集的理想范式。
我们可以想象,以苏轼丰沛的情感与才华而论,西园是多么适合他的乐土,他多么希望永远在此往返流连,挥洒他永无止境的天才。
然而,王安石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