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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见刘郎又独来（第2页）

道道奏状、书信如同他内心的热烈情感，字字令人堕泪。

赈灾之余，苏轼依然重视水利，他主持开通了茅山、盐桥两河，使大运河和钱塘江之间航运得以畅通。

苏轼这样躬身政事，几乎使西湖与钱塘感到了寂寞。

直到苏轼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一点点堆成横跨南北的苏堤，又不遗余力堤上建六桥，堤边种芙蓉、桃、柳，诗人苏轼才在西湖新鲜的模样和记忆中重来了。

苏轼终于再会了诗意，也再度会晤了他的方外友人。

此时，惠勤化去已久，辩才也年事已高，清顺、可久依然在祥符寺苦苦而沉默地修行。

苏轼认为“雄豪而妙苦而腆”的两位诗僧思聪、仲殊，以及净慈寺的大小本即圆照禅师宗本和大通禅师善本仍继续与苏轼往还。

故人已辞。

即或仍在，彼此都已经不复从前，苏轼深有“人生如梦”之感：“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惘然如梦耳。”（《题王羲之敬和帖二首》之二）

此时，苏轼已很少提起“归隐”的话题。

原本，他从未真正依赖过佛法中有关来世的说辞来解脱现世的痛苦。

如今，经过重重人生，他对于个体生命无穷的形式与命运更加淡然，对于痛苦的承受和化解更为有力。

他晚年很赞同南华寺明长老的观点：“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认为遇有“儒释不谋而同者”可将世间和出世间统一起来。

这一次，苏轼不再问“隐”与“不隐”。

这是苏轼的智慧。

他只是善用方外之人而行世间之事。

元祐四年（1089），高丽僧寿介等人借祭奠杭州僧源阁黎为名来中国刺探朝廷对入贡的态度。

苏轼派“学行甚高，综练世事”的下天竺净慧禅师思义出面接待他们。

思义天天和他们讲谈佛法，实际于交谈中摸清寿介等的真实来意。苏轼根据思义提供的情况，妥善处理此事，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

苏轼第二次仕杭，原熙宁中陈述古任杭州太守时开凿的钱塘六井已经废坏。

元祐五年（1090），苏轼找到“年已七十，精力不衰”的当年负责建井者的老僧子，采用他的方案修复了六井，使“西湖之水，殆遍全城”，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修复事毕，苏轼向朝廷上《乞子珪师号状》，将功劳记在僧人名下。

“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苏轼再度来杭，政治地位、生活条件都优于前期。

然而，他的心境已经不似倅杭之时。

将近两年的时间，他的足迹竟没有离开过杭州。他不提“归隐”，却胜似“归隐”。

尽管对于命运的催逼已经习以为常，但十几年来，苏轼经受了深重的忧患和痛苦，“乌台诗案”的折磨，黄州的贬谪，不久前的元祐改制，新旧两党的夹击，使他内心开始生出“多难畏人”之感。

友人陈传道为他抱不平，直言苏轼此次出任乃“不遇”。

苏轼对此深感不安：“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答陈传道五首》之一）忧惧之心跃然纸上。

甚至偶然对友人谈及其乞外任以求“安”之用意，也要郑重其事地嘱其“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