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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曲难忘文坛新人102（第1页）

第七章　一曲难忘（文坛新人）[102]

二十三、“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这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沦陷了。自此至1941年“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为止，上海的英法租界孤立于日占区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孤岛，形势十分险恶。此间大批左翼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纷纷撤离，四处离散。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庞杂，客观上给一些不知名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表机会。而自五四以来的以北京和上海为北南中心的现代文学格局受到了很大突破。因为战争，上海很多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先后停刊，如《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光明》《作家》等。作家们失去了从容的写作心境，部分作家提倡投笔从戎的前线主义，因此新文学在上海的地盘日渐缩小。部分留居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如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王任叔、唐弢等，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坚持进步宣传，鼓吹正义事业，力所能及地维护和发扬着新文学忧国忧民的传统。但在1941年12月日军侵入英法租界后，他们办的刊物先后被迫停刊，许广平、柯灵等亦遭逮捕，史称“孤岛文学”的这一段历史结束了。

之后的上海文坛，除了部分进步作家的零星之作外，大量充斥的是汪伪政府的和平文学和代表市民生活气味的软性文学。大的书局报社受日伪控制，隐名的小书局和报刊纷纷出笼。当时读书圈子很小，图书销售业较为萧条，沦陷区物价飞涨，经济困难，一般作家难以著书维持生计。更因为在侵略者刺刀下，在日伪特务机关的注视下，人们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发表见解，于是逃避现实，麻木无聊的作品如色情、恐怖、侦探、武打、怪异、掌故、轶事、秘史之类泛滥成灾。软性文学和影剧成为人们的主要精神消费。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也是紧密相关的。这已是抗战后期，抗战文学有一定衰弱。长期的抗战，人们滋长了疲惫心理，疲惫和郁积情绪需要发泄，于是迎合了这种情绪的报刊纷纷出笼。这，正体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相持性。

在上海沦陷区直接受日伪控制的报纸有《申报》《平报》《国民新闻》和被停刊后又强制复刊的《大美晚报》《泰晤士报》。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与汉奸人物有瓜葛，他们有的插手编务发行，但并非都由汪伪政府直接管辖。一般来说，伪政府对报纸控制较严，对杂志相对较松。杂志上也并非篇篇都是汉奸言论，也有一些无关痛痒的以文艺趣味为主的内容。当局对这些消闲性质的报刊，视为点缀其文化“繁荣”的方式，一般不予干涉。屡被后来文学史提及的作家如陈大悲、路易士（纪弦）、袁殊、柯灵、桑弧、周作人等亦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张爱玲的主要发表阵地也是这些。

现将这类刊物的背景作一简略介绍：

《紫罗兰》，鸳鸯蝴蝶派性质的杂志，周瘦鹃主编。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45年3月出第18期后停刊。

《杂志》月刊，新中国报社社长袁殊主办，吴江枫主编，上海战事之初即已出版。其内容颇杂，独不涉及政治和外交问题。张爱玲撰稿颇多。

《古今》，散文半月刊，社长朱朴，主编周黎庵，上海古今出版社发行，1942年3月创刊。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大汉奸有文刊载，苏青、张爱玲亦有散文发表。

《风雨谈》，柳雨生主办，1943年4月创刊。柳为文化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出逃大陆，在南洋一带教书写作。

《天地》，文学月刊，冯和仪（苏青）主编。张爱玲与冯有较多联系。

《万象》，平襟亚主办，柯灵主编。它是一份半商半文性质的刊物，且新文艺味较浓，在各类杂志中销量最广。柯灵与爱玲有一段文字之交，爱玲在《万象》上发表了《连环套》《心经》等小说。关于他们的结识经过，柯灵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手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的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时，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记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说是初见，我对她便不陌生，我诚恳地请她经常为《万象》写稿。[103]

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张爱玲成名于抗战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对的平静，斗争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宣传文学无人理睬，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而纯文学的创作几乎成空白。当柯灵试图编品位较高的杂志而不得不在其他报刊上搜寻好作者，便说明了当时作家队伍的匮乏。张爱玲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做了一个漂亮的填空。

真可谓乱世有奇才，奇才逢乱世。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是乱世为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是才华使她在乱世中放出了光彩。如果不是当时上海文坛上优秀作家销声匿迹，如果不是当时的纯文学创作领域近乎空白，她的才华完全可能被淹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她的出现是一个漂亮的填空。当后人们逐渐把这个空儿看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张爱玲填空的分值便越来越高。

二十四、新作研讨会

1943年、1944年，张爱玲创作到达极盛期。她像一匹马力十足的写作机器，几乎月月有小说刊出。战时上海的杂志多是短命的，所幸的是张爱玲的声名和作品长存下来了。

短短两年时间，张爱玲著述丰富，作品畅销，红极一时。她是作家聚谈会上的座上客，专门讨论其创作的座谈会接连召开，记者的访问记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也陆续出现。出名欲旺盛的张爱玲真的出名了。

1944年2月7日下午3点，张爱玲在亚尔培路参加了中日文化协会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共同出席的还有苏青、潘柳黛等中日作家，座谈会的主持人是事务局长周化人。讨论了中日妇女、文学创作、妇女动员等等问题，直到五点多钟才散会。第二天《申报》以“中日文协举行女作家座谈会——晚间设宴招待小林秀雄氏”为题，对座谈会进行了报道。[104]

3月16日下午2点，在新中国报社内，《杂志》月刊负责人鲁风、吴江枫约请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等举行女作家聚谈会。她们都是当年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当早已成名的那些进步的革命作家因环境恶劣纷纷撤离上海之后，这块新文学的重镇一下寂然，只有少数几位左翼作家孤军奋战。这批女作者大都因寂寞和牢骚而拿起了笔。文学之于她们，不是斗争武器，不是唤醒人们奋争的号角，而是一种发泄和消遣。她们的笔下没有政治、没有战争，有的只是家庭的小悲欢，女人永远的烦忧。大浪淘沙，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中的多数已被历史遗忘，只有张爱玲越来越强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其次是关露和苏青，在此后的文学天幕中有零星的闪现。

在一座洋式住宅的台阶上，错落而随意地摆着十来张椅子，参加者相围而坐，喝茶，嗑瓜子，一片初春的阳光，一种闲适的气氛。主持人首先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缘起，是因为上海的女作家近几年不俗的创作成绩。接着介绍了特别嘉宾，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他有《中国女性文学史》专著，当时正着手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张爱玲亦被他选入。

座谈会主要有7个议题。涉及自己第一个作品的来历、女作家怎样评论女作家、对外国女作家的意见、取材范围、写什么和怎样写、读书与消遣以及对流行作品的批判。席间对张爱玲赞誉最多。有人说初读爱玲小说，惊讶其文笔之老练、想象之丰富，认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作家，不料见面才知道如此年轻。有人宣称只看张女士的作品，其余女作家一般不看，可谓情有独钟。

谈到女作家的取材特点，主持人问道：“有人说，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在座各位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大家议论纷纷，苏青基本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女作家生活范围较小，自然限制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总是比较顺手，又是一个长处。汪丽玲也是这样看，她说：“在这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女**的路线自然比较狭隘。……但研究范围的狭隘，也可能表现得较为精细。”张爱玲大体属于这一派，但她有所纠正。她分析说：“的确女人的生活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改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材料的惟一源泉。”关露和潘柳黛则持反面意见。关露说题材的狭隘与否不能以男女分，而应以作家自身生活经历为标准。她举例说，林语堂的作品并不比丁玲的反映面宽广，法国都德的题材也不比乔治·桑广泛。于是话题又扯到男女作家的不同风格问题。张爱玲认为好的作品应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丽，多愁善感，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谈到“怎样写”的问题，主持人特意问张爱玲：“张爱玲女士写的故事都很动人，不知如何取材？”爱玲答道：“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这个回答颇似鲁迅“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写法。可见，高明的作家自有其相通之处，他们都是观察广泛、概括精当的写人高手。

会上还就各自的读书和消遣，对古今作家的看法交换了意见。张爱玲还谈到他喜欢的作家有毛姆、赫胥黎和斯特拉·本森[105]。就文学谈文学，没有丝毫政治色彩。大家任意而谈、畅所欲言，时间一过就是好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在座诸位女作家中，张爱玲成就最大，她的技巧常为与会者称赞。她本来发表了不少意见，仍老是被点名，请她对许多问题发表看法。她有一句回答引得大家哄笑起来。她说：“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这倒不是俏皮话，它如实地反映了爱玲的思想特点。她不是那种常能急中生智、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型的作家，也不是那种能不分场合左右逢源的社交型作家。她的特长在于悟，独自的体悟。

这次座谈会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被上海文坛承认的一个标志。也是认识那一特殊时期的女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生涯的珍贵史料。

二十五、“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44年5月号的《万象》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评论文章，署名为“迅雨”。“迅雨”就是以翻译著名的傅雷先生。当时，他正埋头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语名著，他一生也极少写评论文章。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评一位在当时走红的作家，在他的文字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文学修养高深、文学趣味高雅的傅雷，敏锐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对现代文坛的独特价值。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翻译家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