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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相见欢初到美国286（第3页）

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爱玲也怔住了。

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298]

五十二、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虽然有胡适、炎樱的精神上的慰藉，使张爱玲在移居美国后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里感到些许温暖，但她还得为生计发愁，为自己继续写作生涯筹划一番。《秧歌》英文版虽获美国报刊好评，但只印过一版，没给张爱玲带来多大收入。于是，她与许多美国作家一样，开始向写作基金之类的组织请求支持。1956年2月13日，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Peterbh，Neshire）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EdwardMacDowuelly）写了一封申请书：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10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迫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敬启[299]

入住文艺营也要保证人，张爱玲于是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得尔（MarieRodell）作保，勒德尔自称为张爱玲的美国阿姨，对她照顾有加。还请出版过她的小说的司克利卜纳公司主编哈利·布莱格（HarryBrague）和著名的小说作家J。P。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马昆德的小说《普门先生》（H。M。PulmanEsq）曾在结构上给张爱玲创作《十八春》有过启发，他俩也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他们立即郑重其事地给文艺营写了推荐信。3月2日，文艺营同意了张爱玲的申请。

3月中旬，张爱玲从纽约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乘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进入彼得堡市区，又雇一辆出租车到了隔市中心数英里外的麦克道威尔。

辗转七八个小时，到达文艺营时天色已晚。这里仍是一片冬天的景象，残雪点缀着山地，冷风吹拂着平野，文艺营透出了诱人的灯光。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的大小山脉之中，风景优美。文艺营是一个由四十多间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二十八所大小不一、各自独立的艺术家工作间，一座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作大型社交用的大厅。这些房子错别有致地建立在草坪上和森林中，占地约420英亩。张爱玲来文艺营时，它已经有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创建人是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她是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1907年她创立文艺营时已五十岁。创建的目的是给有才华的文艺家提供专心致志进行艺术创造的条件，以繁荣艺术事业，创作艺术精品。为此她四处募捐，常以开演奏会演奏丈夫创作的曲目的收入来维持文艺营的日常开支。

张爱玲来到文艺营之后，被安排到女子宿舍，并分配到一间工作室。这里的气候十分寒冷，令她很难适应，但跟纽约的嘈杂喧哗相比，真是一个适宜写作的幽静环境。她来这里，是为了创作一部英文小说，PinkTears（中文名《粉泪》，即后来出版的《怨女》）。这是中篇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金锁记》在上海的成功和影响，使她有信心把这个被中外文艺家写滥了的金钱与爱情与人性冲突的题材写成一部受英语世界瞩目的佳作。

张爱玲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各色各样的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共进早餐。之后，各回自己的工作间，互不干扰，专心创作。在工作室的入口处，放着午餐篮子，供文艺家们自由拿取，以免影响各自创作的连续性。下午4点以前，没有集体活动。4点后，则为自由活动时间。当然，晚餐也是大家一起享用的。也正是在集体活动的时间里，张爱玲认识了一个高大肥胖、体重80多公斤的秃顶老头：赖雅。

3月13日，他们第一次相遇。第二天，有了几分钟的小叙。赖雅了解到这个东方女子来美国的经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起MsEileenZhang的庄重大方、和蔼可亲的东方美德了。两天后，一年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家缩挤在大厅中议论纷纷，张爱玲和赖雅则常常在餐桌旁、走道上对谈。到3月底，已开始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做客。4月1日，他俩并肩在大厅享受复活节正餐。又过了几天，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已摆在了赖雅的书桌上，赖雅对之欣赏不已。他还对《粉泪》的结构提出过建议。这时他们开始了单独的来往，关于中国政治、中国书法、共产主义运动等话题无所不谈。彼此的好感已日益明显。及至5月12日，赖雅的日记中有了这样的记载：

&heshadshackedup。

司马新的中译为：“去房中有同房之好”[300]。

这一对不同国籍的老少作家恋爱了。这一年赖雅六十五岁，张爱玲三十六岁。

五十三、粗线条的赖雅

斐迪南·赖雅（FerdinandReyher）189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Philadephia），其父母是德国移民。孩提时代，他常能在公开场合即兴赋诗，被视为神童。十七岁时，他就读宾州大学文学专业。在校期间埋头写诗，还写过一本名叫《莎乐美》（Salome）的诗剧。1912年秋，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毕业，随后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读硕士期间有一部题为《青春欲舞》（YouthWillDance）的戏剧，受到教授的好评，并在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上演。后来他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一度迷上棒球和摄影。年轻时的赖雅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许多文人作家对他十分钦佩。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s）、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Lewis）等作家都是他的好友。

1916年至1920年，他在美国的报刊上“狂轰滥炸”，发表了不少作品。他有曾用一夜工夫写一个短篇并很快在著名的杂志《星期六晚邮》登载的骄人纪录。1917年7月，他与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家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Hourwich）结婚。但他洒脱、豪爽、花费大方，天生是个流浪者性格，不愿受家庭约束，总是不停地东奔西跑。妻子也在为她的主义而奔波着。因此，他们婚后分开生活比共同生活的时候更多。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霏丝（Faith）。由于性格的差异，两人于1926年协议分手。

离婚后，赖雅有时住在他纽约的公寓，有时在世界各国观光、游玩、写作。先后旅居过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与同时代著名作家欧查·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福特·马陶克斯·福特等结交。

1931年8月，赖雅的朋友、导演约翰·休斯顿拉他去为好莱坞写剧本。他在好莱坞一干就是十二年。制片人和导演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创作的剧本也很受欢迎。如《艰难之旅》（Ridingile）、《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TheboysFromStalingrad）。他每周起码有500美元的收入。高收入和好莱坞的享乐空气使他在纯文学的创作方面的才华被淹没了。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欧美被称为红色的30年代，好莱坞此时是左翼的思潮大本营。大约从30年代中期起，赖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赖雅还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好朋友。1927年赖雅访问柏林时与布莱希特相识，那时赖雅的声名比他响得多，但赖雅到处推介布莱希特。1941年布莱希特从德国移居美国避难，赖雅出资出力最多。两人在创作方面也有多次合作。1947年布莱希特移居美国后，赖雅还一度作为他的美国代理人。布莱希特还邀请赖雅去欧洲合作，当1950年前后赖雅如约而去时，布莱希特却突然冷淡下来，赖雅十分生气，提前回美国。事后布莱希特多次来信以图挽回友谊，赖雅不予理睬。但他仍然到处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

赖雅一生以才华横溢而著名，但他的文学成就并没有达到他可能达到的高度。他的剧作《以色列城堡》（CastleIsrad）、长篇小说《我听到他们歌唱》（Iheardthemsong）都是很出色的作品。但他一生兴趣太广泛，又热心交友，生性好动，不太专注，创作盛年时期又在为好莱坞写一些迎合观众的剧本，再加上中年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因此妨碍了他才能的进一步发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此后中风的毛病时有发作，1954年他又一次中风住院。令这个充满热情而又好动的人常常感到不安，并影响了他写作的信心。他在日记中多次流露了自己的恐惧心理。他在这段时间还写有一些作品，但除了一部传记外都未出版。1955年，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的机会，他没想到，在一年后的寒冷的冬季，他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女作家相遇了，并相伴相随了十来年。

关于两人的感情及婚姻，亲访过赖雅的女儿霏丝、查阅过赖雅日记的传记作家司马新的看法是：

张爱玲虽然结过一次婚，而且这时也不是一个羞答答的少女，但是，她始终是一个矜持的女人，因此人们不免会感到惊诧，为什么这一次的罗曼史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其实张爱玲已意识到自己既寂寞又像是片无根之萍，尽管已搬到彼得堡来住了，但是这种居无定处、事无定职的漂泊感却依旧如故……她为自己朦胧的未来心中无数而感到焦虑。面临多方面的窘迫，选择了赖雅作依靠。赖雅是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这样生活的挣扎促使张爱玲挑中了赖雅。[301]

夏志清先生也较强调当时的客观环境等实际因素。他这样说：

……强调两人感情之需要，但也并不忽视两人在经济上都无安全感，且对其前途充满了焦虑。……想来因为《秧歌》已出了英文版，她才决定来美国的。除了写稿以外，她并无任何打算，也没有什么积蓄。假如写好的稿子，没有英美书商要出版，或出版后并不卖钱，她的生活就没办法，只好多从事中文译书来换取金钱。因之对她来说，同一个有资格进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始不是一条好的出路。不论他年纪多大，在经济上总该比她有办法。她哪会知道六十五岁的赖雅早已钱、才双尽，在他的想望中，同刚有新书在美国出版的年轻中国才女结婚，正好也解决了他的一切问题。[302]

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说得上相濡以沫、共享甘苦。张爱玲喜欢的《诗经》中的名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何等诚挚热烈啊，至少他们做到了“与子偕老”。在张爱玲的所有文字中，提到赖雅之处极少。连《对照记》中也不着一字，更无合影留世。这又是让“看张”的人难以看懂的地方。仅见的一处张爱玲谈到赖雅的文字是在一封信中——

Ferdinard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goodpany，意为‘我是个好伴侣’。”因为Joyce（乔伊斯）等我也不看。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303]

张爱玲写这封信是1970年6月，那时赖雅早已去世。但这里的一句“但是我们很接近”可以说是对两人关系的“盖棺论定”了。

半年后的一天，张爱玲对一个研究布莱希特的美国人詹姆士·莱恩（JamesLyon）谈到了赖雅，这个在布莱希特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这个与她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亡夫。“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的，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赞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并评估布莱希特与他之间交情。”“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