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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重回前方台湾之行31602（第1页）

第十六章　重回前方（台湾之行）[316]02

在1962年2月10日给赖雅的英文信中，她写道：

明年初只要一转运，我们便一起迁居纽约。我很心急要交上六三年的大运——这是疯话，也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明年春左右就要完成《少帅》小说，这时机千载难逢，不容错失，现在已经想奋发工作了。

热衷于命理和神秘学的张爱玲认定1963年会是她事业的转折点，而《少帅》正是她的希望所在。

在给邝文美和宋淇的信里，她有时会透露写作的进展。遇到了好的材料，写得顺的时候就“兴奋过度”，表达“恨不得马上把张赵故事写好，而又急不来”的心情。但是这一年她的写作过程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障碍，并没想象的那么顺利。

小说比较“偏重爱情故事”。大致上是以少帅陈叔覃（张学良的化名），和周四小姐（赵四小姐的化名）的相恋为主线，兼及饭局、闲聊的情节，穿插当时的逸闻，让历史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协助宋以朗先生整理《少帅》遗稿的冯晞乾介绍说，按照计划，《少帅》本来要写十章，头七章的背景是1925年到1930年，后面应该是1936年西安事变作为**。因为是小说而不是非虚构，为了考虑市场，考虑读者，对史实做一些改动，也非常正常。1962年《洛丽塔》电影上映，非常轰动。有没有基于某个市场考虑把《少帅》写成军阀时代的洛丽塔故事呢？有人有这样的猜测和联想。而胡兰成和张学良都有从政经历，都很风流，都有老少配的婚姻，所以这是否暗藏“张爱玲情史”的历史小说的意味？“在《少帅》的世界里，张爱玲既是神游于军阀间的爱丽丝，也是迷倒大英雄的洛丽塔，更是被历史成全了婚姻的赵一狄，灰扑扑的人生在刹那间幻化成红的蓝的童话故事。在这样一部难产的小说里，她至少开辟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她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异常快乐。——这种快乐也特别叫人伤心。”[336]也有学者说，《少帅》是张爱玲对张胡之恋一次肆意的沉湎，其半途而废标志着《倾城之恋》似“圆满的收场”之未能延续[337]。因此可以说《少帅》和《雷峰塔》《易经》是张爱玲60年代的自传三部曲。但是因为作品没有完。这也只能停留在猜测上。

张爱玲在1961-1991年的30年间，曾20次在和宋淇夫妇的通信里提到《少帅》。这个英文小说的写作过程，从期盼、失落、挣扎到心灰意冷，于张爱玲是个无可奈何的接受过程[338]。“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个小说为中心。现在得要全盘推翻，但目前也仍旧这样过着，也仍旧往下写着。”1964年5月她在给邝文美宋淇的信里说道。但1966年还没有放弃这本小说。70年代初接受水晶采访的时候，还谈到写在军阀时代的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下来了，也想把它写完。后来，因为担心这个书在台湾出版不顺利，也因为写作的过程中纠缠某些细节逐渐失了兴致，还因为考虑到有“碍语”，也可能影响写作的心情。所以最终只是一个半成品。后来发出来的打字稿有7章，81页，23000英文字。后由郑远涛译成中文，有三万七千多字。先打出来给三位外国朋友品评，即麦卡锡、斯温以及她的出版代理人罗德尔。张爱玲知道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不甚了了，早已设法简化。斯温是中国通，很喜欢，但麦卡锡和罗德尔依然说历史太混乱，尤其是罗德尔，她的口味较代表一般读者，说许多中国人名她完全记不清。就是因为这位罗德尔大泼冷水，张爱玲竟灰心得写不下去。对比起她四十年代在上海一出道即获周瘦鹃、平襟亚等赏识，何异云端的日子，如今在美国却人离乡贱，一筹莫展。她的预感似乎落空了。

在1991年给宋淇的信里，就明确说道：“对张学良我已久已失去兴趣，认为他是一个limousineliberal（坐大轿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讨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总之，“张爱玲最初对《少帅》期望甚高，觉得自己时来运到，可以凭它在美国文坛打出名堂；写了大约三分之二，她的出版代理人大泼冷水，批评小说人名太多，历史混乱。自此，张爱玲便热情渐减，把它搁置多年，最后连对男主角的兴趣也没有了，这小说就不得不放弃”[339]。

《少帅》第四章末段写四小姐和少帅**时说：

他拉着她的手往沙发走去。仿佛是长程，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让她落后了几步。她看见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他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份。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

原来“四小姐”这称谓也不是随意设定的：作者其实要利用序数来暗示她也不过是无名女子队伍的一员，她象征古今中外的女性，具有普遍意义。“《少帅》就是这样一本深入浅出充满夹缝文章的书，恕我无法在这里逐一注解了。因为要协助它出版，我不得不反复阅读，往往有新的领悟，越发相信它每处细节都体现着整部小说的主题，仿佛一个碎形（fractal），一花一宇宙，一树一菩提。在张爱玲笔下，历史也许只是一场幻影，唯有人的无明爱欲才是永恒。在这层意义上，《少帅》其实已经写完，却永远不可能读完。”[340]

1965年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英文简介《自白》，收入维克门（YohnWakemen）主编、纽约沃尔逊公司1975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该书介绍了959位作家。入选者必须有为英语世界所熟悉的作品，必须具有文学重要性或者特别风情，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都有入选。这本书对张爱玲的介绍是：

张爱玲的作品无疑被那些把她当作冷战燃油的人过分推崇，也被那些视当代中国文学只能为革命做政治服务的人过分贬抑，她所描绘的革命前的中国，在写得最好的时候，达到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张爱玲自己的表达。

她在谈到了自己的出生和来美国以前的经历之后，介绍自己这十年住在美国，忙着完成两部尚未出版的关于旧中国的长篇小说，正在写第三个长篇，从事翻译以及中文电影与广播剧本创作。美国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小说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紧接着张爱玲谈到了20世纪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一种近代形成的观念体系，其重要内涵在于“国家至上”。国家主义将国家置于先于、高于社会的地位，认为国家具有决定全部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功能。国家主义延续了古典时代的共同体决定个人存在的观念，只是将“共同体”转换成了“国家”。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始于黑格尔关于国家伦理的终极价值的论述。1970至1980年代，以斯考切波（ThedaSkocpo）、诺德林格（Erier）等学者为代表的“国家回归学派”，主张“国家自主性”，形成了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

张爱玲提起国家主义，从来都是略带不屑的，甚至是痛恨的。国家主义使得她的时代变得疯狂而混乱，使得她的人生变得无法控制，使她的写作和私生活都备受诟病。

正因为亲历了战争，对战争的残酷和绝望有了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国家主义对于张爱玲才更像是洪水猛兽。她用全身心的感官在关注着生活的每个细节，更新着她对人性的认识，生活的每个细微的风吹草动她都敏感非常，由是，她不能理解也没有精力关注那些遥远抽象的政治理想。在她看来，国家主义和战争不过是人们“这样那样”的瞎折腾。她不明白问什么人们要拿生命去信奉国家主义，这样的狂热造就的不过是无谓的战争。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都沉迷在这个宗教中，喃喃地痴迷在国家民族的想象里，争相为自己赋予神圣的使命。作为一个如此清醒冷静的历史旁观者，的确难以想象她会投身那个时代的洪流，为民族国家信仰奋不顾身。

我最关切两者之间那几十年：荒废、最终的狂闹、混乱以及焦灼不安的个人主义的那些年。在过去千年与未来或许几百年之间，那几十年短得可怜。然而中国未来任何变化，都可能萌芽于那浅尝即止的自由，因为在美国围堵政策之外，还有其他更多因素孤立了中国。

中国比东南亚、印度及非洲更早领略到家庭制度为政府腐败的根源。现实的趋势是西方采取宽容，甚至尊敬的态度，不予深究这制度内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国新文学不遗余力探索的领域，不竭攻击所谓“吃人礼教”，已达鞭挞死马的程度。——我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这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至于我的心理背景。[341]

张爱玲很少长篇大论的谈自己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尤其是在出国以后，而在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场合。她谈到了自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和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以及她自己所受到的滋养和困惑。不要说张爱玲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作家，她对时代、对民国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把握得很精准。对自己的特点也有很深切的认识。在表面的传统中国的叙事的背后，是新文学对家国天下思维、吃人礼教文化的审视与批判。

在《自白》里提到的张爱玲没有出版的长篇英文小说，指的是1957年到1964年间写作的、主要取自于她本人的半生经历的ThefallofthePagoda（《雷峰塔》）和TheBookofge（《易经》）。她在1957年9月5日给宋淇夫妇的信里面写道：“头两章是写抗战爆发，第三章起转入童年的回忆，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战，接着自港回沪，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此后写胡兰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为止，最后加上两三章作为结尾。这小说场面较大，人头杂，所以人名还是采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译，否则统统是Chug式的名字，外国人看了头昏。”可以把《雷峰塔》和《易经》理解为张爱玲60年代初“向美英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342]

1963年夏天，英文版应该是基本写好了。她准备自译为汉语。她在1963年6月23日的信中写道：

《易经》决定译，至少于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够长，或有10万字。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下半部叫《易经》，港战部分也在另一篇散文里写过，也同样没有罗曼斯。我用英文改写不嫌腻烦，因为并不比他们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说更“长气”，变成中文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你们可以想象这心理。

1995年9月，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了ThefallofthePagoda及TheBookofge的手稿后，按照遗嘱把它们都寄给了宋家。到了2010年，才由皇冠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大概有30余万字，近800页的篇幅。翻译者赵丕慧。

《雷峰塔》原名《雷峰塔倒了》，在《今生今世》里雷峰塔出现过5次。其中有白蛇娘娘的儿子中状元回来祭塔，三拜塔就倒了。所以传说中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白蛇娘娘出世，天下要换朝代。雷峰塔倒了，对张爱玲来说意义非凡。《易经》在今生今世里出现过15次，胡兰成还靠《易经》在日本讲学。有人认为这是张爱玲和胡兰成对话。

《雷峰塔》是张爱玲以自己4岁到18岁的成长经历为主轴，糅合其独特的语言美学所创造的自传体小说，情节在真实与虚构间交织，清末的社会氛围，人性的生存阴暗浓缩在大家族里。张爱玲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她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书中加重了对白的分量，还原这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亲情的决绝。

《雷峰塔》的寓意何在？书中婢女葵花和保姆何干的闲话或许道明了真意。“雷峰塔不是倒了么？”“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两句明灭不清的破碎语句，像是梵文里流出的古老而恍惚的歌声，拍着房檐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