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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倾城之恋才女初恋177（第2页）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胡兰成给她一个个人主义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联想到前面她自称的“自私”，其实就是“自我”，反常态的人际交往和迁就，顽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认为张爱玲自私：“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这一点可以说胡兰成是张爱玲的知音。

才子遇才女，他们的恋情中就特别富有智慧的快乐、艺术的喜悦。在智慧的爱情对谈中，才女张爱玲比才子胡兰成似乎更胜一筹。对爱玲的才华学识，胡兰成自知不是对手，他心甘情愿地一次次表示着佩服之情。她知识的丰富和运用的自如，英文的流畅和古文的熟稔，常常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胡兰成觉得，在爱玲面前自己的言语就像是生手拉胡琴般吃力。他认为自己被太多的理论和概念所拘囿，既不及爱玲理性的清晰，也不及她感性之敏锐。胡兰成说：“爱玲极艳，她又极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她就只是这样，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又像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到调弦正柱。”[183]

张爱玲不喜生客，与胡兰成相恋期间更不愿见人。但也有有人拜访的时候。前文提到1944年8月新中国报社座谈会上谷正魁与吴江枫要向张爱玲解释会上发言的误会，他俩有一天闯去了——

我们一起到张爱玲所住的公寓，她从里屋出来，接待与她相熟的吴江枫，没想到还有我谷正魁。吴江枫代我说明来意。张爱玲毫无表情，不置可否。正在谈话之际，又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与吴江枫点头招呼后，坐在一旁，默默聆听。我们稍坐一会便告辞，张爱玲礼貌相送。在路上我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因为胡兰成的履历，足以说明他丑恶的心灵。[184]

两人的小天地是艺术性的。一日晚在灯下，胡兰成盯着爱玲的脸，如盛开的莲花，如满月，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爱玲笑答说：“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接着问他记不记得《水浒》中宋江见玄女的一段描写，胡兰成熟读《水浒》但也记不住这类细节，爱玲告诉他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胡兰成这才想到“正大仙容”形容爱玲是最合适的。又一次，胡兰成想形容爱玲走路的样子，却苦于无恰当的词句。爱玲于是提到“《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觉得“淹然”用得妙，并问：“那么我与你在一起像什么呢？”爱玲说：“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他们常在一起谈音乐、影剧、绘画，谈得更多的是文学。在一起读《诗经》，中有“既见君子”“邂逅相见”等句，爱玲十分感慨地说：“怎么这么容易就见着了？”读到“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她又一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啊。读汉乐府诗，有一首写逆旅主妇为一位浪子补洗衣服，这时“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爱玲打趣说：“眄，上海话就是眼睛描发描发。”诗的下一句是“语卿且无眄”，爱玲又感叹说：“啊！这样困窘还能滑稽，怎么能够呢？”一起读《古诗十九首》，中有“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爱玲惊诧地议论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念南朝《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这回轮到爱玲叹气了，她低声说：“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胡兰成不得不服地说：“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

在外国文学方面，爱玲更是胡兰成的先生了。她给他讲她喜爱的现代英国作家，如萧伯纳、赫克莱斯（奥尔德斯·里奥纳德·赫胥黎）、毛姆、劳伦斯等。每讲完之后，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对西洋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并不太喜爱。一次胡兰成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并不以为怪，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在他们相处一起的日子里，充满了这种富有情趣的对谈。此时的爱玲，创作上突飞猛进，情感生活也充实饱满。这是她难得的快乐时光。

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从家庭方面来说，胡兰成已有妻室，她好像并不在意。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似乎并不去想“天长日久”的事；从政治身份来说他是个汉奸。张爱玲品位特别，思想奇异。虽然她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这一点，但我们多少可以寻出一些线索。

首先，她的生活圈子很狭小，她接触的男性极为有限。她的家境使她很难在“门当户对”的范围内遇到多少具有婚姻可能性的男子。虽然她此刻是自由身，但作为背景的身世是存在的。

其次，从小无父爱的女子往往表现出对大龄男性的特别的亲近感，中年男子的成熟的魅力比年轻小伙的青春的活力对这种女子更具**性，她们寻求的往往是比“丈夫”“男人”更多的成分。张爱玲在与苏青的对谈中，什么择夫条件都否定了，但认为年龄应相差十岁或十岁以上，她认为女人应当天真些，男人应当有经验些。这一看法应该说与她的出身经历相关的。

再次，张爱玲对人间的价值观否定的成分大于肯定的成分，超然的态度强于接受的态度，所以她不在乎胡兰成的政治身份，不关心他到底干什么具体事务，也不嫉恨胡兰成已有妻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评判人物时，往往重其政治行为，轻其道德行为。但女人的态度是相反的，她们把男人是否爱她和是否可爱作为最大的评价标准，而对男人是不是“坏蛋”则可能忽略不计的。男人只爱漂亮聪明的女人，女人则可能爱上各式各样的男人。她们凭感觉，而忽略理性。因此，一个连对方已有妻室都不在意的女人，也可能更不在乎对方的政治身份。

复次，一个在政治上失误和卑劣的人，未必在人生的所有行为上都是可耻的。在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待人方式、他的爱好趣味、他的七情六欲，与常人一样，并无明显的黑白高低之分。这也使他具有可爱之处或有人爱他。

最后，在旁人看来有一千种不可爱之处的男人或许对某一女子来说正是一千种可爱之处，即使男人确“不可爱”，但仍会有人爱他。或者把话说回来，女人爱男人，就因为她爱了，不需要任何理由。爱从来就没有该爱不该爱之分，那是理性王国的划分尺度，但爱是情感之神操纵的。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爱情要么是疯狂的，要么什么也不是。”

当我们记叙这一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张爱玲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有些“怪”的女人。她不计较胡兰成的一切，她什么也不要，只要他——这一个男人，这个在别人看来也许有污点的男人。男女双方，当对方不是身份地位，不是任何社会角色，不是含金量，而只是“纯粹”（在心理感觉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们才是恋人。在初恋时的张爱玲，一切非情感因素与她无关，都在九霄云外。她惟情是尊，惟情是大，痴醉沉迷，乐而忘返。

她常指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还有你的手……”有时她天真地将信将疑地痴问：“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

他们处在一种“非时空状态”，身心被极度唤起，灵魂中只有爱火在燃烧。这就是张爱玲的爱。欲仙欲死的爱……

三十七、“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事情有了变化，对常人来说是喜，对张爱玲呢——

爱玲不问胡兰成将来对她怎样，也不管自己以何身份与胡在一起，但胡的第三任妻子英娣不满意了，她提出离婚。不久，真离了。5月26日，胡兰成在《申报》刊登广告，与应英娣女士解除婚姻。[185]在胡兰成张爱玲结婚前，应英娣曾经在胡兰成的对头的教唆下去张爱玲的住处大闹。[186]

这对胡兰成和张爱玲来说，应该是一次升华的机会吗？

情侣关系变为了夫妻关系，但并无法律程序。胡兰成惟恐时局变化会拖累爱玲，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写婚书为凭：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胡兰成写的，后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证婚人为炎樱。

是年胡兰成三十九岁，张爱玲二十四岁。

办完婚礼后，大家要去吃饭，张爱玲胡兰成和炎樱三个人去吃了，是去一个小饭店厢房里吃的，去大饭店怕暴露。这是胡兰成的侄女青芸的回忆。[187]

民国时期，传统婚姻、西式婚礼、纸约婚礼、无婚礼的姘居，形式多种多样。这一张纸片儿，后来成了小资的一个心结，岁月静好也被用得太滥。其实，它没有多少法律效力，也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力。它就是一种心境，一个当时的承诺。如果这个承诺是在1945年的话，那就不仅只是一个前者应英娣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后来人周训德。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指向“岁月静好帖”诞生在1945年，而不是以前大家以为的1944年。总之，那个时候的婚姻够乱的，胡兰成这个人够花的，张爱玲这个人够难的。

欲仙欲死的飘浮在天空的爱终于落在了现实的婚**，但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彼此不愿以婚姻限制对方。胡兰成有时发表意见讲给张爱玲听，未等反应，又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爱玲总是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这话很能反映两人对对方的态度，尊重而不勉强，相爱又保持个性。

那时，胡兰成与张爱玲已很有交情，有“知情者”回忆说：

张爱玲与胡兰成从相识到相爱，是两人钦佩对方的才情而发展成爱情。在性欲的漩涡中，两人如梦如醉，一个忘我地痴情迷恋，一个有意**和玩弄，竟然到达如仙如幻、欲仙欲死的境地。然而他们不能、不想，也不敢公开。胡兰成有妻子，背后还有女杀手监视，张爱玲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有妻室的汉奸相恋而影响她在社会上的声誉。有一次，两人游玩兆丰公园，想在百花丛中抒发浓蜜的爱情。不料被佘爱珍得悉，追踪到公园，猛掴张爱玲一记耳光，可怜驰名文坛、骄矜自负的女作家，被女魔王辱打，只得双手捂脸，狼狈逃离，把胡兰成让给凶狠的情敌。他们害怕舆论，更惧怕佘爱珍。连郑重的婚约，也是躲在家中偷偷地私订终身。[188]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情趣。在一起品味文学艺术，日常所见也变成了趣闻佳话，一谈大半天。但这只是乱世中的小天地的欢悦，是上海滩上闭锁一隅的畅快。1945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两人在阳台上眺望霓虹闪烁的夜上海，西天的余晖未尽，有一道乌云清森遥遥。胡兰成触景生情地说，时局不安稳，来日大难，而自己身陷贼船，在劫难逃。张爱玲听了十分震动，想起了汉乐府的诗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在欢喜的影子里有惘惘的威胁，可是正因为有惘惘的威胁，越发舍不得每一个欢喜。爱玲道：“这口燥舌干好像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还是不懂，我真是心疼你了。你这个人啊，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这几个叠字，一往情深尽在其中。随后她进房给他倒茶。她端起茶杯走到房门边，胡兰成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洋洋地看着胡兰成，满眼是笑。胡兰成禁不住赞叹道：“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答道：“你是人家的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满足。”

胡兰成对时局的看法来自实感。结识张爱玲期间，他与伪政府中人往来极少，自办了一份综合性刊物《苦竹》，在上海印行，只出了四期，中有张爱玲的三篇创作。他同时还办了一份政治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这是一份“反战”性质的刊物。上面连续发表了关于日本撤兵，反对列强在华作战等内容的论文，提出日本撤出中国；撤销日军控制下的粮油征购机关；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解决军事问题等主张，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调子与伪政府中的很多人不一样，但仍有为日本辩护之辞。这个刊物问世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社会“反战”情绪高涨。胡兰成深知伪政府的大限就要到了，而自己又身系那一边，有朝一日夫妻定会各自东西，因此对夫妇之乐格外敏感珍惜。他对张爱玲说：“我必定得逃。惟头两年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得见我。”

爱玲答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爱，就其本身来说，最浪漫的莫过于一见钟情式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这全取决于相见相识的一刹那是否有心灵的撞击。人们常称这种爱是罗曼蒂克的。但“我们这时代本不是罗曼蒂克的”。它惊艳可爱，但永远不长久，在中国尤其难有例外，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时。随着日本侵略者放下屠刀，缴械投降，当年依附于日寇讨生活的胡兰成随即远走高飞，隐姓埋名，蛰伏温州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