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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留情沉寂岁月198（第3页）

为了与这种“简单的人性”相吻合，她追求的是一种“静的戏剧”的效果。她觉得剧情的发展，应该“像日光的移动，漾漾地从房间的这一角落照到那一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厌的欲望”。当然，为了照顾观众的趣味和电影效果，张爱玲也注意运用了巧合误会、噱头、笑话等常见的喜剧手法。

仿佛有一种《太太万岁》将要招致非议的预感，张爱玲还特别强调了她写出陈思珍这类人物并不是认同这类人物，她说：“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

在发表这篇《题记》时，主编洪深特地加了一段《编后记》。他说：

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edy作家中的一人。

Highedy，即“高级喜剧”。洪深的这一番话，连同张爱玲的题记，不久即遭到笔伐。在以苏商“苏中友好协会”名义向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报纸《时代日报》的12月12日的副刊《新生》上，有署名“胡珂”的一篇《抒愤》，把矛头对准了张、洪二位及《太太万岁》。该文含沙射影，贬斥张爱玲为“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挖苦洪深的《编后记》为“歇斯底里的绝叫”，并严厉责问道：

……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有意思的是，该文发表时，《太太万岁》并未上演，因此，胡珂的先入为主的评论无限上纲的指责是不够严肃的。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珂放的空炮，却为随后的关于《太太万岁》的评论定了基调。《大公报》《新民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多篇评论，对这部影片基本上都持的是否定态度。

这些批评要么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要么带有“左”倾眼镜，对作品没有仔细研读，因此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要求作家直接跳出来对作品中人物进行善恶褒贬，或者硬要作者表明光明的前途，都是不尊重艺术规律之举。至于把作者与作品中人混为一谈，等量齐观，更是缺乏文艺常识了。在众多评论中，较为冷静客观的，是东方缀蝀（李君维）的《（太太万岁）中的太太》一文。他认为主人公陈思珍是“介乎安分与不安分的女人”，“她的胜利一定掬了一把辛酸的眼泪”。他指出了影片的题材的普遍性，“只是一个社会新闻里最不引人注目的一条”，他认为关键在于怎样处理这样的题材。而这部影片的正面意义和积极效果是“一出Highedy，稍微给你笑了之后，你会发觉你的笑是苦味的”。而这，正是“典型的张爱玲风”。[223]

值得注意的是，洪深起初对这场与他相关的论争保持缄默，却在论争几乎平息，同时影片首映告一段落之际，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第六十四期上刊出两篇长文。一篇是署名莘薤的《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一个太太看（太太万岁）》，另一篇是洪深本人的《恕我不领受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于（太太万岁）的回答》。两篇文章一个以太太眼光，一个用丈夫口吻，一唱一和，中心调子是否定《太太万岁》。前文把影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严厉地问道：“时代是在‘方生未死之间’，反动的火焰正图浇灭新生的种子，袖手旁观的人儿是麻木无情呢？还是别有用心？”

对于洪深态度的转变，有研究者作了严肃的探讨。“且不管洪深内心深处当时是怎么想的，这篇文章说明他已接受胡珂的‘批评’，公开认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在那段时间里上海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洪深是否受到了什么压力，但从他的文章中隐隐约约透露出胡珂并非等闲之辈。这场论争最后以洪深让步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而告终。”[224]

“作家是天生给人误解的”[225]。张爱玲对围绕《太太万岁》的非议一直没有发表意见，但当时文华影业公司准备把《金琐记》搬上银幕的计划却流产了，这之间也许有着微妙的联系。当时专业刊物曾刊出一则消息云：张爱玲继《太太万岁》之后，新作为《金锁记》，该片将仍由桑弧导演，女主角可能为张瑞芳，张爱玲为编写是剧，曾与张瑞芳商讨是剧之内容。可惜的是电影后来没拍成，张爱玲的剧本亦不知所终，否则我们将可看出她从小说到电影剧本间改写的过程。[226]

四十二、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

文化影业公司有桑弧、龚之方这样的得力干将，也有一位有事业心的老板吴性裁。他有数十年的电影从业经历，却从不在他经营的影片的片头上署名。这个不好名的老板却极好客，常宴请电影圈内的朋友。出于对张爱玲的生活习惯的尊重，他一般不请张爱玲赴宴。不过，有一次为庆祝文华公司拍片成功，吴性裁提议到无锡吃“船菜”，这是十分有名也有趣的吃法。船游太湖中，当场捕捞鱼虾，当场烹调。这次请了桑弧、龚之方和唐大郎，也请了张爱玲。在游玩中，对面开来一条船，有人在船上大声谈笑，吴性裁一下就听出是洪深的声音，便邀他到他们这条船上来一起品尝船菜。吴性裁此举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让张爱玲与洪深相识、交好。他当然知道不久前洪深的自我检讨与对张爱玲批评的事，知道洪深说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希望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他的苦心真还没有白费，洪深与张爱玲认识了，两人的观点是接近的。

对这次太湖之行，张爱玲兴味十足。她对龚之方说：“印象深刻，别致得很。”

张爱玲返沪后发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此文先是兴致盎然地抒发对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与胖，内心则遇事通达。遂举例细数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时，听店里的学徒口齿伶俐地对其同伴解释“勋”“熏”二字的分别；二是《新闻报》上的广告，文字“切实动人”。当谈及上海到处是性灵文字时，则抄引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并给予高评：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作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打油诗的作者，经张爱玲的同龄“粉丝”李君维披露，说是唐大郎。唐大郎在20世纪30年代即享誉沪上。他常年为多家小报执笔，作品之多，简直浩如烟海。《社会日报》在主编陈灵犀的刻意标举下，成功打通新、旧文学的樊篱，吸引了众多新文学作家。鲁迅就以笔名“罗怃”为该报撰文，而曹聚仁、徐懋庸、郑伯奇、周木斋、金性尧等名家，也都替其供稿。不过，若论其中最知名、稿件最丰者，自非小报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属。《高唐散记》自1936年起一直写至1945年，总数达千篇以上，另有笔名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等等。

1944年12月2日，唐大郎以“刘郎”笔名在《海报》发表《见一见张爱玲》，文中说自从读完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浣锦集》和《传奇》，便对她们景仰备至，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他听说苏青“比较随便”，然而“张爱玲则有逾分的‘矜饰’，她深藏着她的金面，老不肯让人家一见的”。两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李先生，是张爱玲的表兄，唐同他说“曾经想请她吃饭，结果碰了个钉子”。李先生拍胸脯为其牵线，竟也“消息杳沉”，李后来答复说，“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开身”。短文的收尾令人感觉唐大郎心情激愤：

《倾城之恋》在兰心排戏了，据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我就不想再见一见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任是李先生来邀我，我也不要叨扰了。

1945年4月14日，唐大郎与龚之方合作创办小报《光化日报》，该报第二号发表张爱玲六百余字的杂感《天地人》，标志着两人正式开始合作。以后唐大郎再提张爱玲时，便多见推崇之辞，并常为张爱玲出头，侍护甚周。爰举一例：

1947年2月17日，唐大郎在《铁报》发表《彩色的鸭子》，先说“最近又把她的《传奇增订本》，也反复看了几遍，她的著作，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继而聚焦于短篇《留情》，“有许多小地方都是所谓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最后调侃某人认为张爱玲不识鸳鸯，而唤作彩色的鸭子，其欣赏力尤其“别致”。“唐文看似无意，实则有感而发，所针对的目标为《张爱玲不识鸳鸯？》，署名孤鹜。这笔名让人联想起《小团圆》里的汤孤鹜，只是此孤鹜的本尊是否周瘦鹃，需进一步探究。”[228]

1947年10月，唐大郎打算把三十岁至四十岁所作的诗，整理一次，到年底印一本《定依阁近体诗选》。有人对书名提出异议，因此想改题《唐诗三百首》，碰着张爱玲，她也以为这名字来得浑成，并建议选诗工作，应委之别人。而当唐大郎打算放弃一部分打油诗时，又为张爱玲劝阻，并告诉他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诗，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唐大郎计划以张爱玲送他的《传奇增订本》封面背后的几句题词，作其诗集的短跋，并请桑弧写序[229]。这设想尽管美好，诗集却终未付印。张爱玲的题词保留至今，字里行间洋溢着张爱玲对唐大郎文才的钦慕之情：

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230]

张爱玲似乎与龚之方更熟悉一些，并表示要向他学习上海话。龚之方觉得很奇怪，大家平常不都是说着上海话吗？张爱玲解释说：“我对上海话研究过，有的词汇以及它的发声，很有魅力。你的上海话接近这个标准。”作为一个特别研究语言艺术的作家，张爱玲是一个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学习语言的机会的。在写《不了情》的同时，张爱玲找到龚之方，说她想出《传奇增订本》，请他帮忙处理一些出版方面的事务。龚之方和朋友们极为热心替张爱玲张罗。他和桑弧一起去拜访当时驰名上海的金石书法家郑粪翁（散木），请他写了“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八个字，用的是凝重的楷体。编排和封面设计，是张爱玲自己一手操办的。她对正文的校对十分严格，每一页都亲自校过。版权页上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话，张爱玲还用印泥一本一本在版权页上盖上自己的印章。可见她十分郑重。

《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最精妙的设计之一。它由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主创设计，借用了点石斋石印的一幅晚清仕女图，再辅以富有现代感的构思。画面上，一个面无喜色、衣着华贵的少奶奶坐在太师椅上神情专注地在大圆桌上玩着骨牌，旁边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奶妈在观看。少奶奶的头顶上灯笼高挂（这一切都是写实笔法，用的是红色），而她的身后的栏杆上，一个现代女子，双颊用布相蒙、双肘支在栏杆上，静静地俯视着她们（这里用写意笔法，用的是绿色）。整个图案的寓意是“一个现代人眼中的古中国”，而这个女郎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自己。这个封面，非常贴切地传达了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意蕴。张爱玲对这个封面十分满意，她说：

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增订本”与初版《传奇》有些不同，它增加了《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另有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跋语《中国的日夜》。增订本是1946年11月出版的。出过了这本以上海香港的中产阶级生活为主的惊世传奇之后，张爱玲此后的小说创作风格开始朝“淡中出奇”的方向转化。

因为柯灵的关系，张爱玲结识了影剧界的诸多朋友，也有过几次漂亮的合作。由于张爱玲编的两个剧本都是由桑弧执导的，彼此接触很多，都对对方很尊重，有好印象。加之两人都是单身，于是一些小报开始编排起二人的恋情故事来，电影界中也有好心人试图撮合。桑弧原名李培林，最初在银行工作，因爱好电影，又因与著名导演朱石麟相识，便开始尝试写剧本，之后索性放弃银行事务，专心从事电影艺术的创造。在朱石麟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当上了导演。

与张爱玲合作时，他已是个资深的电影人了。1949年上映的《哀乐中年》，署名为编、导桑弧，但也有张爱玲的功劳。剧本写的是中年续弦的故事，桑弧提供构思情节，张爱玲执笔写出。张爱玲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她晚年还谈到，这“始终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231]

剧本1949年2月由上海潮峰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也是张爱玲的主意。[232]可见两人合作是很愉快的。二人的成功合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的心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这点在当时我们是理会不到的）；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当时的知情人龚之方还接着叙述了张爱玲对此事的反应可是，桑弧的朋友“瞎起哄”的事情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我则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作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233]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也很关注桑弧的创作，专门写文章评论他的电影《太平春》。她说：“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彩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他的真实性与亲切感。”桑弧谈到他受了解放区年画的影响，追求拙厚与鲜艳的统一。张爱玲肯定这种追求，称之为一种“健旺的气息”。并对年画的民族性和划时代意义予以了高度肯定。[234]

桑弧的朋友魏绍昌回忆，龚之方曾经受夏衍委托，去劝张爱玲留下来。劝的时候说是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裁等人的嘱托，还想为她和桑弧撮合亲事。说还有一次桑弧请他到家里吃饭，张爱玲也来了，两人关系是很好的，张如能不走又有归宿，岂非两全的美事。张爱玲听见之后说面对龚之方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太可能的。龚、魏后来的文章，虽然都记载了提亲的事，但语焉不详，对于张爱玲婉拒的原因，两人是否有爱慕之情，之后两人关系如何等问题都一概回避。老年魏绍昌先生被采访时说，桑弧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一直由大哥照顾抚养，对大哥非常尊敬，而他与张爱玲的婚事遭到了大哥和家里人的反对，他的家里人认为张爱玲靠写作为生，没有正当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张爱玲与胡兰成那段不堪关系而反对的搪塞之词。1951年，桑弧瞒着张爱玲结了婚，等于正式宣告和张爱玲分道扬镳。足以想象当时张爱玲有多么困窘、难堪和痛苦，有人推测，这应该也是让她决心离开心爱的上海的主要原因。[235]

但从她50年代跟好朋友邝文美的聊天中，可以看出来。桑弧跟她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她说：“只要这样，同你在一个城市，要见面的时候可以见面——即使忙得不能常常见面也不要紧——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我已经满足。可是自从认识你，知道这世界上的确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方面，我现在反而开始害怕”。[236]同性的只提了大学同学、上海玩伴炎樱，异性的那么多作家、那么多朋友只提到桑弧。这肯定还是有一点不一般的故事在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