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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心经成长之路26（第1页）

第二章　心经（成长之路）[26]

五、无法维持的家

煐煐八岁那年随家迁居到上海。迁居的原因是父亲的“官位”丢了。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职，张廷重不去好好上班，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搞得声名狼藉，加之1927年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张廷重失去了靠山。他丢了官差，“深受刺激，这才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家都住在上海”[27]。

张廷重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表示不再吸鸦片，不再纳妾，希望她回来。为了挽救她的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有所安排，黄逸梵答应了丈夫的请求。

小煐煐童年生活中又有几片难得的亮色，这是大海给她带来的。随家乘船返上海的途中，她和弟弟兴奋不已。海洋的波涛起伏，黑的漆黑，绿的碧绿，非常可爱。在船上她又读了一遍读过好几次的《西游记》。离海上岸，坐在马车上，她身上粉红底的洋纱衫裤上的一朵朵蓝蝴蝶在街道上翻飞，像活泼的蓝精灵，神气而快乐。他们住在一幢较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色的木板壁，使她乐不可支。她以为告别了天津的家，远离了姨太太那类人，也就是告别了忧郁，掉进了快乐的红海。然而这是一种紧张的快乐，仿佛是突如其来，没有准备，生怕它来得快，逝得也快。她好像已不习惯快乐。

这种紧张感还来自于对父亲的恐怖。父亲吸毒过度，死神临近了。煐煐常看见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身子略歪，全身无力，骨髓都好像被鸦片熏成了一碰即散的灰。他两眼直视着，对着淅淅沥沥的雨喃喃自语，没人听得清，只有两片嘴唇的开合还表明他是个活物。

女佣告诉她应该高兴，因为母亲和姑姑要回来了。全家搬到陕西南路宝隆花园的一幢洋房，尖屋顶、小花园、大客厅，还有壁炉。姐弟俩在上下四层的楼梯跑上跑下，在玫瑰红地毯上蹦蹦跳跳。这里有狗，有花，有新衣服，有童话书，她又有了新家。喜从天降，她因大喜而一改往日的沉静。

更重要的是她又有了母亲。

母亲回来后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他痛改前非，信誓旦旦。家里有了生气。新气洋派的客人们和母亲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表演西洋电影中的恋爱故事，姑姑悠雅地在钢琴上弹奏着西洋曲调，母亲则站在她旁边高声吟唱，不时充满快活的笑声。黄逸梵立意要用“欧美模式”培养煐煐，要把她塑造成一个西式淑女。教她举止行为如何典雅风韵，教她绘画，弹钢琴，学英语，读报刊。张爱玲识字早，爱看书，看图画书。姑姑和母亲还以为她很有音乐天赋，要送她去学琴，要她学会爱惜钢琴，并带她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张爱玲回忆说：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绒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是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28]

“大约生平只有这一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29]虽然对这种有些程序化的方式她并不能专心致志，但她感到无比温暖和亲近。连这一时期的画也一定要配上红色。她很快乐，给远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满满三页纸，用她能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字眼儿描写她在新家的新生活，还绘了图画。

人生是一条首尾不明的虚线，快乐总是在某几个点上，其余的皆是苦海无边。小煐煐的好景不长，难得的家庭欢爱很快消失了。病愈后的父亲又后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花光了，要走也走不成。以此作为钳制和报复母亲的手段，母亲当然不会接受。他们激烈争吵，吵散了宁静快乐的空间，也吵暗了红色的墙画。那时候积在姐弟俩和用人心中最多的一句用语就是：“又吵起来了。”姐弟俩躲在阳台里，骑在三轮的小脚踏车上或是静静地摸着一声不吭的大狼狗。他们相视无语，心里惴惴不安。父母吵闹的最终结果是彻底的解决：

协议离婚。

在离婚问题上，黄逸梵态度十分坚决，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的。黄逸梵请了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张廷重踱来踱去，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签字的笔，又长叹一声放到桌上。律师见状，问黄逸梵有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她坚决地答道：“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在这位勇敢的湖南女子面前屈服了，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从回国到离婚不过两年时间，小煐煐的快乐时光多么短暂。煐煐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30]

煐煐和子静判给了张廷重，但协议书上写明孩子可以去看母亲。黄逸梵和张茂渊两人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今延安西路以南，一幢高大的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张爱玲在母亲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黄逸梵在西方见多识广，“她是个学校迷”[31]，眼见得女儿个头越长越高，天性又聪明，拿定主意要把煐煐送到学校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张廷重大闹不依。但黄逸梵硬是像拐卖人口一般把煐煐送到一所住读学校——黄氏小学去了。

张子静回忆说：“我父母亲都没有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学，也是坚持沿用私塾教学方式。我们三四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文和数学。”[32]不知所云地背古书，是姐弟俩深以为苦的事，“太王事獯于”之类的句子，怎么也记不住，小煐煐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记住。姐弟俩和舅舅黄定柱的儿子黄德贻同受教于一个私塾先生，黄德贻回忆说：“作文第一个交卷的总是她。”表妹黄家瑞对她的印象是：“不爱说话，走路飘飘的，大伙儿在玩的时候，她面前不是一本书就是一张画纸，给人画画呢！”

由于天资聪颖，又有在家随意自学和私塾教育的底子，张爱玲在黄氏小学是从四年级开始的。逸梵带着女儿到黄氏小学办报名手续的时候，想到应该给煐煐取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取什么名字才好，就在小名前冠以姓氏吧？又嫌“张煐”“张煐煐”这名字嗡嗡的，不太清晰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今后再改也不迟。”于是给她取名“爱玲”。关于张爱玲名字的英文译法，通常译为“Eileeng”，有人考证说：“爱玲这个字译自哪个英文词，她本人也没有说，也没有人考证过。我颇疑心是‘ailing’这个词的音译，与汉语最靠近的英文字就是ailing，如果成立，那么‘爱玲’的英文意思就是：烦恼，苦恼。从当时她母亲的心情处境来看，下意识地取了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张爱玲的一生始终与烦恼为伴，似乎又是一个不幸的征兆。”[33]

小孩对于自己的名字是做不了主的，但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黄逸梵决不会想到，十五年后，这个名字红遍了上海滩。她更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在文学史上永驻！

黄逸梵又要去法国了，临行前，她专门去黄氏小学看女儿。爱玲似乎很木然。恩怨不断，才喜又悲，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爱玲远望着红铁门徐徐关闭，眼泪如注而下，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听得见她哭声的只有张爱玲自己。她痛哭着，为母亲，也为只有十岁的自己。

她的家又毁了一次。

六、上小学

由于离婚的打击，张廷重不仅抽鸦片，而且开始打吗啡。身体更糟，精神也有点不太正常。姑姑曾经把他送到中心疗养院去住院治疗，请法国医生为他主治，慢慢戒掉了吗啡，但他还是吸鸦片。出院后不久，全家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10号的一所小洋房里。与爱玲舅舅住的同一里弄的民乐新村只有几步之遥。与舅舅住得这么近，是因为舅舅舅母也吸食鸦片，父亲可以跟他们一起共享吞云吐雾之乐。舅舅家的孩子多，爱玲姐弟俩也可以经常去跟表姐表哥玩。

爱玲出生后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生母常不在家，父亲常不顾家，因此搬来搬去都是残破的家。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她后来的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着家，寻找着精神家园，连电车下班回厂也被她形容为回家。中医有个说法叫缺什么补什么。张爱玲成长过程中，最缺的也许就是父爱母爱，家庭的温爱。因此怀疑人性怀疑家庭在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和表达中处处可见，成为她有别于老中国儿女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标志。

每逢周末放学回到这个家，她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憎恶感。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34]

一次放月假回家，弟弟像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意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告诉爱玲：“爷爷的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爱玲很诧异这个名字有点儿女性化，她有两个同学的名字就跟这差不多。爱玲抬头望了望墙上的祖父祖母像，从小看惯了，只晓得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想到他们也有名字。

又一日见子静在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并听他说，“爷爷在里头”。

爱玲忙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凡是关于庄仑樵的地方都看得格外仔细。“我看了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35]在与女儿谈诗论文的时候，张廷重还是有耐性的，而且他有不错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完全可以胜任女儿的文学老师。他还要爱玲自己去读张佩纶的文集。在这段时期里，张爱玲通过书籍来“寻祖”“寻根”，与寂寞的父亲也有了些思想交流。张爱玲童年时父亲房中有不少儿童不宜的禁书，后来母亲发现全部拿走，但为时已晚，爱玲与弟弟已看完了。大概这正是张爱玲写小说时对男女情欲这般熟悉之原因。[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