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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气短情长女友们138（第2页）

此刻，从这方阳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园，只剩下一点点也。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古旧厚实的围墙内，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馆，目前是一个卫生防疫处。

阳台后侧有一间不大的偏房，是40年前的法式玻璃，门窗格局。我轻触着早已锈蚀的手把，门居然很快开了——里面，一个老人在一张旧**躺着。[150]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以“在她那套公寓里……”为题，写她在90年代造访这间房子的感想：

说到熟悉，是去了张爱玲小说里写到的地方访问，看到她写的阿小做娘姨的地方，后楼梯还在老楼房的背阴面窄窄地通下楼去。她写到的信箱，还在那里，窄窄的一细条，前面堆着自行车。她和胡兰成朗诵乐府的那个阳台，现在连阳台的把手都还在，被别人的手掌摩挲得黄黄亮亮。她写到的那个爱发脾气的楼房暖水系统，会嗡嗡地长响不停的，现在竟然还在响，时事变迁，上海的房子拆得连几年不来上海的人都认不出来路了，居然它还未改变。在她那个公寓里打转的那个上午，我心里真是奇怪，还有一些惴惴，我想不清是不是算得侵犯了张爱玲的隐私权。我只是太想了解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151]

这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爱玲的阳台。阳台很大，阳台围栏的上方撑着一个竹帘子，已经很破了，夏天挡不住日晒，冬天也仍挂在那里。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帘飘来飘去，很有芦苇的感觉。

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和《我看苏青》等处也写到这方阳台。在《我看苏青》的末尾，她有一段漂亮的描绘和沉沉的联想：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到：“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有人记叙过张爱玲出名之后，有人到六楼去看望她的情形。因为电梯不是24小时开放，有时候就只有爬到六楼，精疲力竭。胡兰成曾经介绍一个张迷去看她。期期艾艾的，见面20分钟就告辞。当作囧事回去给胡兰成汇报，他忽然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说：有一次，上海有几个作家联袂去看张爱玲。他们走了六层楼，已经把全身力气消耗完了，谈话的时候，他们把态度故意弄得很自然、漂亮、大方。约莫连讲了一刻钟罢，把一些大道理都搬了出来，张爱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含笑看着他们，招待他们。……这样一来，作家们觉得空气不对了，逐渐萎缩起来，弄得非常尴尬。自此以后，他们就有裹足不前之势。胡兰成口中讲的几个作家去看张爱玲的故事，很可能是指几个作家爱惜新进作家名声，前来规劝她不要附逆不要给汉奸报刊投稿不要和附逆文人来往（讲大道理）而受到张爱玲漠视的事情。张爱玲一贯远离政治、远离是非、葆有自我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那时她还只有二十三岁。[152]

公寓，是张爱玲求得平安的处所，她在阳台上看风景、观世情、想人生，又回到书桌上写春秋，写人物的命运。她是一个“公寓人”，是一个公寓里的现代作家。她以公寓为据点，生活在都市，体验着人生。1936年的秋冬之交，她天天出去买菜，作为一个充实的自食其力者。买菜的途中她常有诗意涌出。梧桐树的落叶，慢慢地飘来飞去，在张爱玲的眼里，落叶也有它的爱。天的刀光，老楼尘梦，落叶吻着它地上的影子。像一个中年人似的，它和它的爱，静静地睡在了一起。冬天，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带补缀的蓝布衫，她感叹道：“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打哈哈。难怪中国人中有那么多“琐屑、难堪和失面子的屈服”。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教人伤心。

沿街有一个道士在化缘，他敲着竹筒，“托——托——”敲着，敲在张爱玲的心上，她联想道：“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实呀。

张爱玲从公寓到菜场，从咖啡店到商场，在细琐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因此避免了一般象牙塔中文人咬文嚼字、空洞幻想的积习。买菜归来的女佣、拎着锅送饭的小女孩、剁肉的店伙计及好讲人是非的老板娘，都在她的观察范围之内。一家店铺里，无线电娓娓地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使她想起一个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句口气很大，那种由汉唐传下来的万家灯火的中国，景色壮丽，令张爱玲欣喜，然而，也令她忧伤，因为万家灯火“在更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冬日的阳光，硬直的水泥路——“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在张爱玲的心中，不是一个庞大而空洞的理念，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人物、每一桩事件中，虽然也有污秽和创伤，但它是和睦可亲的，有血有肉的。这个公寓女郎，是中国的儿女，她身居公寓，想着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菜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153]

三十二、“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爱丁堡公寓，张爱玲度过了她一生的黄金岁月。这里是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出产地，是她“欲仙欲死”的爱巢，是她接待周瘦鹃等文人的处所，也是她常与女友们谈天说地寻开心的地方。

爱玲并不是独处6楼65室，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张茂渊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职业女性。她对其兄张廷重的言行十分不满，二人后来竟完全闹翻。不仅因为张廷重吃喝嫖赌的劣迹，兄妹二人也有财产方面的纠纷。1930年，她提出要由她、张廷重及同父异母的兄长张志潜三人平分父亲张佩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当时宋版书很值钱，全在张志潜的手中。但他不愿平分，于是打起了官司，张廷重兄妹为一方、张志潜为一方。各请了律师，诉讼期间，证据于他二人有利，但不久竟判了张志潜胜诉。张茂渊后来才明白，由于张志潜答应给张廷重一笔钱，他就背叛了她这个亲手足。这一年，张廷重和黄逸梵离婚了，张茂渊和黄逸梵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当时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一幢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在张爱玲保留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的正是房屋一角的夜景：雅洁的地毯、高脚台灯、梳妆台、穿衣镜、盆景，张茂渊正在沙发上看书。宽敞而静谧。这是姑嫂俩自己设计的。那幢楼里住的多是外国人。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生活很阔气。

1932年，黄逸梵又出国去时，张茂渊在怡和洋行做事，她“姑代母职”，承担了照顾张爱玲姐弟的责任。当时张廷重经济上还很宽裕，她的照顾是精神和道义上的。她和黄逸梵在英国游学四年，有很多共同的见识，也有着超过了夫妻情和兄妹情的姑嫂情。黄逸梵走后，她又搬到一处稍小一些的房子去住，这是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开纳公寓。这时爱玲已长得快跟她一般高了，她玩笑般的“央求”爱玲，可不能再长高了。她还把姑侄二人在屋顶阳台上的合影寄给远在异国的黄逸梵。在照片的背面，她用铅笔写着：

我这张难看极了小煐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看看

这地方是汽车间顶上小孩顽（玩）的地方

我们头顶上的窗就是我的sittingroom的。

张茂渊这时虽与爱玲姐弟分开住，但常打电话关心二人的生活与健康。1935年，张廷重一家搬回麦根路那栋原属张志潜的大别墅。张茂渊怕爱玲姐弟遭后母的亏待，特地为他俩各买了一张新床、一个衣橱、一张有玻璃台面的写字桌及一把椅子。亲自安顿好了之后才放心地离开。有一次姐弟患了重感冒，发烧不止。张茂渊得知后，立刻请了个外国医生，坐她的汽车来治病，亲自担任翻译。取药后又关照老保姆如何吃药及其他注意事项。

1938年，张爱玲逃出父亲家后，就与住在开纳公寓的母亲、姑姑共同生活。黄逸梵是1936年回国的，她这回还带了一个美国男友。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俊漂亮，别人称他维葛斯托夫。爱玲曾见过他，但她没有向弟弟提起过。这时她对母亲的感情似乎淡漠一些了。原因可能是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十几岁的少女一下子还难以轻松地接受，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

1939年初，她们三人搬到了爱丁顿公寓。她们的房子有一个大客厅、大餐室、贮物间以及两套大套房。那时张茂渊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厨子，只雇用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二三次，帮着购一些伙食用品，其他的家务都需自己料理。爱玲这时已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她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

爱玲在《天才梦》中提到，她十六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才将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里所说的处处受痛苦，指的是张爱玲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黄逸梵希望她能在一两年内学会生活，学会居家过日子，学会适应环境。教她煮饭、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要拉窗帘，对镜研究面部表情，以及说话的艺术。张爱玲认为她没有完全学会这些淑女风范。生活的艺术，她不是不能懂得。但她擅长的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人与人的交际，母亲正是在后一方面强于她并要求她的。或者说，黄逸梵是交际型、务实型的女子，而张爱玲是体验型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