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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1952-1995）

第十三章　创世纪（重回香港）[253]

四十六、罗湖桥畔

这是张爱玲小说《浮花浪蕊》中的一个情节，它讲述的是一个叫洛贞的三十来岁的女人离开上海，乘火车南下广州，又从深圳罗湖桥到香港的经过：

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截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之高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因陋就简现搭的。大概屋顶与地板是现有的。漆暗红褐色。细窄横条桥板，几十年来快磨白了，温润的旧木略有弹性。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天光漏进来，暗昏昏地走着也没数，不可能是这么个长桥——不过是边界上一条小河——还是小湖：罗湖。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脚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到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

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抡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广东人有时候有这种清瘦的脸，高颧骨，人瘦毛长，眉毛根根直竖披拂，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脱逃的经验，也不知是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大通，洛贞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便也坐下来，在树影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

在大陆解放之初，从罗湖桥到香港并非难事，只有到了1955年前后才管严了。这里花了较多的文字引用原文，是为了说明作者对这一带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难道她到过这里？

作品是这样描写洛贞外貌的：

其实她并不是个典型的上海妹，不过比本地人高大些，脸色暗黄，长长的脸有点扁，也有三分男性的俊秀，还有个长长的酒窝，倒是看不出三十岁的人；圆圆的方肩膀，胸部也还饱满，穿件蓝色密点碎白花布旗袍，又没衬硬里子，一望而知是大陆出来的，不是香港回来探亲的广东同乡。

这洛贞的外貌我们似曾相识，她酷似一个人，谁呢？她像本书的传主张爱玲。

张爱玲怎么会熟悉广东深圳的地形和边界呢？

——因为她刚从罗湖桥走过。

她像洛贞一样匆匆地惶惶地走过去了，而且一去不回。这是1952年的夏天。

张爱玲是以到香港完成被战事中断的学业为理由申请出境的。大约在1952年春天提出申请，她可能是用张煐的名字，没有暴露自己的作家身份，初夏获批准，然后就准备出发了。行前，她特地去杭州游玩了一次。她还与姑姑约定，彼此不再联系，以免给姑姑带来麻烦。姑姑也是出于避免麻烦和作为纪念两方面的原因，把关于家族的照片都让爱玲带走了。张爱玲没有带太多的行李，连自己的小说手稿也几乎没有带上。孑然一人，行李简单，奔向了由广州去香港的行程。直到老年，她还记得离开大陆前后的一些细节。她回忆说：

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

我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有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等考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但是二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254]

于是，张爱玲到了大陆的边地，到了罗湖桥。罗湖桥的桥面是粗木铺的，中英两方的军警各守着桥的两端，戒备森严。过大陆海关检查时，因用的是化名，张爱玲心里忐忑不安。检查员大概是个文学爱好者，端详着照片和真人，问她：“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回答，含混了一声：“是。”生怕被扣下来。谁知那人只笑了笑，就放她过去了，去等候港方的检查。当香港警察把入境者的一个个入境证拿去查验时，张爱玲和其他人心事重重地等着，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丁点消息。一个还有几分少年的稚气和北方农村人憨气的大陆士兵，对这群在烈日下暴晒了个把小时的人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在背阳处去站着吧。”他边说边示意他们退到阴凉的地方去，可他们谁也没有动，客气地讨好地对战士笑了笑，依旧紧贴着栅栏，生怕入境时掉了队。终于开始放行了。只有到这时，当他们的双脚踏在了香港的土地上，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本节开头所引小说《浮花浪蕊》中的一段话，正是张爱玲出走经过和心境的实录。

十三年前，她来到这里时，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三年多的大学生活，是她难得的快乐时光。但她是喜欢上海的，上海给她家的感觉。在她只身面对世界，卖文为生的日子里，她在上海是如鱼得水，自有一番天地，自有一种乐趣的。如今，她离开她出生和成长、成名的上海，而且一去不复返了，她的心情是百感交集，万念俱灰的。

表面上看，张爱玲此次去香港，只是为了完成未竟之学业，理由正当，其情可解。但她一开始做的就是去而不回的准备，她割断了与在大陆一切亲友的联系，连弟弟也没有通知。只有姑姑知道她的计划、她的心思，而且她随后又割断了与姑姑的联系。从她不多的关于50年代初的生活包括出走前后的带有倾向性的文字中，比如上引小说情节和办出境手续的回忆，可以明显看出她当时对自己在上海继续生活下去没有信心，对那时的环境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见，她试图以复学为契机，换一个生活环境，重寻自己的人生之路。

四十七、参加文代会

翻开1950年7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会员集，上面赫然印有张爱玲的名字。她的应邀出席，说明新中国文艺界并未忘记这个曾红极一时的作家，也说明张爱玲愿意走出昔日的阴影，投身于新的事业。上海一直是各种不同性质的文艺家聚集的大都市，这次大会就是要在广泛团结的基础上，总结过去，制订任务，建立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以便更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会上，陈毅市长做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夏衍做了关于一年来文艺工作的回顾和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各界委员们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出席和列席的七百余名与会者代表着当时上海万余名文艺工作者，会议总主席夏衍，副主席梅兰芳、冯雪峰、周信芳，秘书长陈白尘，这是一次空前的文艺盛会。

会场是在一个电影院里——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255]

这是三十多年后张爱玲的老友柯灵先生的生动回忆。可以想象一下，一片蓝灰色的中山装里，500多人的中山装海洋里，只有张爱玲，一袭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奇装异服、自由打扮、随意生活本是张爱玲的一贯作风，她和清一色的中山装们在一起时不免有些隔膜，她曾对弟弟说那样的衣服她绝不会穿。她不能想象在一个在穿着上都有很多限制的环境中如何面对生活。她那不合规矩惧怕规矩的性格使她难以契合的恐怕不仅仅是时装。

与会者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对于新的文艺政策多少存在着一些戒惧和疑惑，因此有的怀着孤雁失群的心理，有的带着怀才不遇的感慨，有的有着反正别人瞧不起的自卑。也有不少人坦诚检讨，积极表态投身于新的阵营中来，如以“甜姐儿”形象走红的黄宗英、创作过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毛毛雨》的黎锦晖、编辑靳以、作家巴金、赵景深等激昂慷慨地贬斥旧我，表示要重塑新我。[256]

柯灵还介绍说，左翼文学阵营中不乏喜爱张爱玲的作家（以才论人本也是文艺界的通常态度），左联元老夏衍即是其中之一。抗战结束，他从重庆回上海，听说沦陷区出了个张爱玲，就读过她的作品，留有较深的印象。解放后，他身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文化局局长，是上海文艺界一号人物。《十八春》连载不久，夏衍就找《亦报》负责人问“梁京”是谁。当龚之方告知就是张爱玲时，夏衍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257]也正是因为他的提名才有张爱玲去参加文代会。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柯灵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夏衍晚年，他过去的秘书李子云说：

您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奇怪的是您居然能接受被“直接为政治服务论者”认为不能入流的作品。最明显的例子是您能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实在是离政治太远了。但是您在1950年曾介绍我看她的作品，说她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

夏衍的回答耐人寻味：

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

夏衍去世前一年多为《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作序时再一次提到张爱玲，不但对张爱玲的评价简要而中肯，而且披露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张爱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就在文坛上闪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来同志研究回上海后的文化工作，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上世纪50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但是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这是她自己要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