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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彩蛋1 揭秘李爸爸的政治真面目（第3页）

秦七（少游）、黄九（庭坚），风流浪**，世人皆知。而这两人，恰好正是在朝堂上和苏轼站得最近的。

苏轼及其小团伙为什么讨人嫌

秦七黄九，好泡青楼，泡过了还要写艳词以记录之。

黄九写艳词，用语鄙俚，近乎小黄文。如《千秋岁》云：“欢极娇无力，玉软花欹坠。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眼，汗浃瞢腾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秦七长得帅，到处留情，连道姑都要挑逗。[72]给和尚写诗都要炫耀自家窑子逛得多，被时人目之为“经常犯贱”[73]。

私生活不检点，乃京官之大忌，不知送多少条小辫子给别人抓。苏轼从不规劝他们，反而大加赞赏，觉得真有他年轻时候的风范呀！正所谓：“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余名字。”[74]一行人等，甚至干出了结伴去观赏女人小脚的无聊事情。

“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他说得去，更不契勘。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

“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75]

很多年后，古板刚正的朱熹，对苏轼这一伙人极为不喜，甚至说，若苏东坡得势，则必然为祸天下。对于喜爱东坡的现代读者，这是不可思议的论点。但这也并非朱熹个人的偏见，这是两宋朝堂上大部分人的看法。

元祐年间，苏轼受召为翰林学士，又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眼瞅着有望挺进相位了。

翰林学士，号为“执政四入头”之一[76]。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离宰相也就差临门一脚了。

然而就在此时，新党、旧党、无党派、不清楚背景人士，不约而同地对苏轼发起了攻击。似乎所有人都在阻碍他被“重用”，所有人都在说：苏轼“不堪大用”。

为什么？因为学士总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还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得看他到底怎么个不合时宜，又是怎么个“秀”法。

举个例子。苏轼在为馆阁主持入职资格考试时，出了一道题，问：“王莽和曹操这二位，谁抢天下更难一点啊？”

好家伙！所有的御史都蹦起来了：王莽与曹操这种众所周知的篡国大奸贼，你去问考生他们该怎么篡？这是要疯啊！其心可诛啊！

进而又牵扯到对苏轼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的攻击——苏轼实非一正统儒者，他的政治思想，更倾向于战国时的纵横家；他的学术思想，糅合了太多的佛、道，最终能达成一种纵横捭阖、圆融灵活的势态。然而，作为一家之言没有问题，如果当真被推行于天下，这绝对是一个成熟保守的儒教礼法国家不能容忍的。

君子先修身，才能齐家治天下。再从小节上，举个小例子：

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文章深获主考官好评。文中用了一个典故，考官不知出处，皆自惭孤陋。放榜后，考官忍不住去问他，典出何处？答道：“想当然耳！”

这个回答，真是十二分的洒脱俏皮可爱。但是，设想一下，作为朝廷重臣，这种“想当然耳”作风，是不是也相当地让人怀疑，觉得靠不住？

苏轼是可爱的，他好奇心旺盛、有生活情趣、亲民、善良、乐天派、好讲故事、好开玩笑、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两宋的名臣良相，全绑在一块儿，都没他一个人可爱。

然而，这只限于他是一个普通臣子的时候。当他手握权柄，宰执天下，这一切，都不再是优点，而被视为致命的缺陷。

臣子们都很担心，已经在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中元气大伤的国家，再让苏轼这样活泼轻佻、狂放妄为，且具备民间号召力的人上台，他会不会脑洞大开，胡作非为，折腾得更不成样子？

“文章学问中外所服，德业器识有所不足”[77]，当个文学词臣也罢，当个大宋全民偶像也好，总之不能让他再往上爬了——这才是朝堂上对苏轼的普遍看法。

再说李格非，是的，他喜爱苏轼的文章，但苏轼之文，天下无人不爱，这能证明什么？我们不如对比一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人生“三观”。

李格非以经义起家，而苏轼反对经义取士；苏轼心喜佛、道，又喜诸子百家，热衷战国纵横之术。而李格非做人做文，最讲究的是一个“诚”字，专注于圣人之道、先王之学。无视佛、道，对纵横家更绝无好感，他在《书战国策后》一文中贬斥道：“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

李格非是爱家好男人，生活作风端正。苏东坡才子风流，好喝花酒，侍妾也多。苏东坡身故之后，居然有大太监梁师成跳出来，自认是他流落在外的儿子……

各方面的格格不入，加上李格非本人不攀附、不站队的立场，都决定了，政坛上他跟苏轼其实撇得挺清，离得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