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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彩蛋1 揭秘李爸爸的政治真面目（第1页）

四　彩蛋1　揭秘李爸爸的政治真面目

揭密李格非的后台，以及全民偶像的苏轼及其小团伙，为什么会遭到大宋官场的集体嫌弃？

李格非的官运一直很好

李格非为“后苏门四学士”之一，又名列“元祐党人碑”，所以，历史上，李格非向来被算入元祐一党，也就是北宋中晚期党争中的“旧党”一派。

如果我们细看李格非的职场履历，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熙宁九年，李格非高中进士的这一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王安石主动罢相，离开政治舞台中心。变法在其门徒的执掌下继续进行，党争渐起，改革派和守旧派捉对厮杀，其余人等，有劝架的、打太平拳的、浑水摸鱼的、骑墙的、无间道的、任逍遥的……

那么，深得宋神宗欣赏，亲手将名次从第四甲提升到第一甲的李格非，他在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这几年，他官微言轻，按惯例，被送到基层锻炼去了。此刻正在地方上教书，娶老婆，生女儿，葬老婆，带女儿。

等到他可以回京的时候，已经是旧党天下。宋神宗去世，小皇帝宋哲宗登基，由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是为“元祐改制”。

李格非这时在太学工作，还是不起眼。直到元祐六年，他才从太学博士的任上，迁转“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进入“馆阁”，成为中央青年干部储备团的一员。

元祐年间，也是苏轼一生最春风得意的时间段。他得意不忘好朋友，在做翰林学士期间，将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廖正一这几位“苏门学士”，都给弄进馆阁里来了。

不过，虽说李格非是“以文学受知于苏轼”，苏轼确实欣赏李格非的文章，但他进馆阁，与苏轼没有任何明确关系。

把他和秦观、黄庭坚等人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日常交往、书信来往、诗词唱和，还是政坛动向上，他与苏轼的联系都是稀少而平淡的。在苏轼“世间无人不可交”的庞大朋友圈中，他与苏轼的互动密切度，可以说是排到五环之外了。

也就是说，事实上，李格非跟苏轼的关系，远没有其他“苏门学士”那么亲近。

很快，大宋又变了天。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亲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继承老爸宋神宗之遗志，将改革进行下去。

苏轼一干人等，统统贬谪出京，从此山长水远，或客死异乡，或跟蛮夷蹲在一起吃虾贝。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一个没逃掉。很显然，如果曾经跟苏轼在政治上站了队，或者是由苏轼亲手提携上来的，李格非不可能逃过这次广泛打击。

新党上台，要整理旧党的黑材料，新党领袖章惇把任务交给了李格非，李格非拒绝了。

这种风头上的好事情，必定有人抢着干。务实又自傲的章惇却指派给李格非，可以说是明晃晃的招徕了，也兼是考验，相当于让他交一个入伙的“投名状”。

而李格非拒绝，也未必证明他就是苏轼一党。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掺和党争，更不愿意用整人的方式去站队。

史书记载，李格非因此被贬去广信军当通判。听起来，好像是倒了霉。其实呢，按宋朝培养官员的惯例，所有“馆阁”内的储备干部，在中央待两年左右，都要再次外放，到地方上领实务，做亲民官。李格非去广信军，只能说是正常的迁转流程。如果非要找猫腻，也不过是相比普通的州府环境更艰苦，责任更重大，对个人的能力要求更高。

事实也证明，这次外放是给李格非的履历加了不少分的。仅一年，他就被调回了京城，从此，开启了他在“新党”当政期间一路绿灯的升迁。

一直到了宋徽宗登基，蔡京执政，宋徽宗要强化君权，蔡京要排除异己，君臣合伙，搞了个新旧两党“双杀”，正所谓“元祐奸党是个筐，看不顺眼往里装”，李格非才被翻了不肯参与“编类元祐群臣章疏”的旧账，流放广西。

“元祐党人碑”三百零九员名单中，不止苏轼、司马光等“旧党”明星，连“新党”党魁章惇、曾布，连“三旨相公”王珪，都赫然在列。所以，这个名单，对于给李格非划分阵营，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臭名昭著的“党人碑”，若不是阵营的标志，那它是什么呢？它是宋徽宗一朝君权与文官体系矛盾激化的象征，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理想的破灭，是君臣们共同上演的内耗。它，预示着大宋气数将尽，仅此而已。

李格非的后台到底是谁

抛开晚年境遇，李格非的官运，无论是在新党还是旧党的天下，都还挺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