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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留将颜色慰多情师生关系（第1页）

第七章　留将颜色慰多情——师生关系

纳兰容若不仅是一位多情多病、缠绵悱恻的词人，他还是一名极为优秀、极有潜力的学者，最能证明其学术水平的成果就是他主持编撰的《通志堂经解》。《通志堂经解》是一套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集了历代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一共140种，总共1800卷。而这项浩大的工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即已大功告成。学术研究的成功，既得益于当时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也得益于他身边良师益友的鼎力相助。

宽松的学术环境

二十二岁，可能很多人在学术上才刚刚处于“学步”的阶段，还在起跑线上艰难徘徊，年轻的纳兰就已经崭露了过人的才华。他很有天赋，自幼就被人看成是“神童”，正像他的老师评价的那样：“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112]但即便是天才也不可能仅凭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便取得如此成就，在他成长为优秀学者的过程中，他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四个人：

第一个人，是为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与教育平台的父亲纳兰明珠。明珠先后为自己的儿子聘请过好几位名动一时的汉族文士为师，而且明珠与汉族文人的广阔交游，又为儿子的成长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第二个人，是堪称纳兰红颜知己与贤内助的妻子卢氏。

除了父亲和妻子之外，还有两个人对纳兰成长为儒学名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间接影响纳兰学术方向的康熙皇帝玄烨；另一个则是直接影响和指导纳兰学术研究的恩师徐乾学。

尽管纳兰和康熙的性格及成长经历都大不相同，但这对表兄弟的命运注定是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可能会疑惑：康熙贵为一代帝王，他和纳兰地位悬殊；而且在各自成长的这二十年当中，他俩并没有多少机会直接接触。康熙对纳兰的学术研究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要知道，康熙之所以能被称为“千年一帝”，除了他出众的“武功”之外，还有他出色的“文治”。他虽然是满洲血统，可他身上同时还流着蒙古人和汉人的血液：对他影响深远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母佟氏又有汉人的血统，因此，康熙是一个思想上兼容并蓄的开明皇帝。尤其是他亲政之后，深深感到要稳固大清的江山、要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就不可忽视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例如康熙发现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主张“帝位在德不在人”，意思是皇帝是哪个民族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具备当皇帝治理天下的才德。康熙觉得这样的主张很好，有利于清朝皇室正统形象的树立和满汉之间民族隔阂的消减，于是决定大力提倡以理学家程颐、朱熹等的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

提倡儒家学说的同时，当然也要重用汉族文人。满族刚刚入关的时候，对待汉人主要是采取打压的政策，如初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如多尔衮推行的“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再如接连不断的文字狱等更是大大伤害了汉族士人的身心，结下了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

玄烨登基之后，接连做了三件事。这三件事情表明，康熙朝对汉人的政策开始由打压转向怀柔，开始重用汉人、重视汉族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研究。

其一，开设博学鸿词科，择优录取汉族儒生，大力笼络汉族士人。

其二，设置南书房。南书房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给皇帝讲解儒家的经典，讲解汉族的历史文化。

其三，康熙十年（1671），恢复经筵日讲。也就是专门挑选学问渊博的满汉学者，定期为皇帝讲解经史。纳兰的父亲明珠就是在康熙十年的时候被选为经筵讲官的。这一年，纳兰正好十七岁，刚刚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

除了这三件大事之外，康熙皇帝还颁下诏书，下令大量采购、收集遗失的儒家经书。对于从小就好学勤奋的纳兰来说，康熙皇帝这一系列的举措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汉族文化和文人被打压的情况将要有所改观了！

皇帝对汉文化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使得很多汉族臣民渐渐改变了过去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获得朝廷的重用。整理研究儒家文化经典就成为其中的重要途径之一，就连满族的大臣和学者，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汉族的经典。

纳兰之所以敢于在他十九岁的时候着手编撰大型儒家经典阐释的丛书，跟康熙皇帝创造的重视儒家经典的大文化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康熙对纳兰学术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客观上指引了纳兰的研究方向。纳兰在《经解总序》中就说道：“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敞大义，诸儒林立……”这说明纳兰编印《通志堂经解》确实是在康熙皇帝鼓励和提倡儒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既然皇帝如此重视儒学、重用儒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底下的臣民自然争先恐后地投其所好。十九岁的纳兰挑战这样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通过《通志堂经解》，投皇帝之所好，向康熙皇帝展示自己渊博的学问，为实现事业理想铺垫好道路。

据《清史列传》载：“（纳兰性德）生平淡于荣利，书史外无他好。爱才喜客，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晚更笃意经史，嘱友人秦松龄、朱彝尊购求宋元诸家经解，后启于乾学，得钞本一百四十种，晓夜穷研，学益进。尝延友人陆元辅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刻《通志堂九经解》一千八百余卷，皆有功后学。”

纳兰不仅自己“笃意经史”，“书史外无他好”，对儒家经典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不懈钻研；他的周围，更是团结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汉族文人，“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如秦松龄、朱彝尊等，因此他的研究工作往往还受益于他身边的学者朋友，其学术成果多是团队合作力量的结晶。他曾让朋友们四处访求、收购宋元以来各种阐释儒家经义的著作，后又从老师徐乾学那里得到140种抄本，于是益加“晓夜穷研”，学问突飞猛进；他还与朋友“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主持刊刻的1800卷《通志堂经解》更是“有功于后学”，不少罕见的文献通过这次校勘、刻印才得以面世，为更多的学术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在《通志堂经解》的编印工作中，纳兰不但亲自参与校勘，还亲自撰写了关于《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等九种经典的注释，因此《通志堂经解》又称为《通志堂九经解》。在《经解总序》中，纳兰解释编印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程颐、程颢、朱熹），作为后来之学者，应以“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为学术使命，使程朱理学的“微言奥旨”能得以阐发，巩固和捍卫儒家经典的地位。

除了总序之外，纳兰还为《通志堂经解》撰写了64篇序跋，其中有关于《易经》的27篇，关于《春秋》的15篇，关于《尚书》的9篇，关于《诗经》的7篇，关于《礼记》的4篇，关于《论语》的1篇，关于《孟子》的1篇，加上总序共65篇。这些序言在弘扬程朱理学的大前提下，也蕴含了纳兰不少富有个性的学术观点。

序跋的文字往往最能反映学者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学术观点，是高屋建瓴的、总括性的理论概述。这65篇序文，不仅体现了纳兰对于儒家典籍深入研究之后的融会贯通，反映了他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其“尊朱子（朱熹）”、阐明儒家义理的核心思想也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他主持这一大型学术工程的指导方向。而这一指导方向，正是与康熙赞赏、推崇程朱理学的理念保持了高度一致。

《通志堂经解》的完成，实际上向世人透露了年轻的纳兰在为自己设计事业蓝图时显示出来的雄心。因为，他非常清楚，最终能够决定自己事业发展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跟他同岁、但现在距离他还很遥远的表哥——康熙皇帝。

幸遇名师

当然，在学术研究方面，此时的康熙皇帝对纳兰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而老师徐乾学对纳兰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更为关键。

说起徐乾学，也许现在的人并不是太熟悉，但在康熙年间，徐乾学可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儒。他是江苏昆山人，母亲顾氏是当时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妹妹。

顾炎武大家应该不陌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即出自他的笔下。徐乾学自幼读书就是由舅舅顾炎武亲自指导点拨的，母亲顾氏本人也是学问渊博的才女，因此徐氏兄弟都成长为名闻遐迩的博学大儒。徐乾学兄弟三人在当时号称“昆山三徐”：老大徐乾学是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老二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探花；老三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状元。“昆山三徐”都是汉人，他们的舅舅顾炎武学富五车，但是拒不与清朝廷合作，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遗民学者。不过在顾炎武的默许下，三个外甥“昆山三徐”都在康熙朝受到了重用。

例如老三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来又补国史院修撰，在康熙朝还充当了康熙的经筵讲官。纳兰十七岁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徐元文，徐元文当时担任的是国子监祭酒。

纳兰一进入国子监，就得到了徐元文的器重。不久徐元文便向大哥、也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徐乾学隆重推荐了纳兰，他对哥哥这样说：“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

司马公即明珠，明珠当时任兵部尚书，司马是兵部尚书的别称。徐元文的意思是说：明珠的儿子真不是一般人啊！

因为弟弟的隆重推荐，徐乾学也就格外留意到明珠这个非同一般的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