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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富庶（第3页）

说到陆路交通，就在魏国大梁时，就已经四通八达了。上边已经提到大梁和郑、卫两国的交往，由郑、卫两国都可以向北通到太行山东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由邯郸循着太行山东麓通到更北的涿和燕。涿是现在河北省的涿州市，燕国都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在当时这是最北的两个重要地方。大梁往西经过洛阳，再往西去，就是秦国了。可以说，大梁作为交通的要津，是能够通往各诸侯国的[514]。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通到全国各地。原来六国的都城都在经过之列。大梁在秦灭魏时，虽经河水灌城，受到摧毁，但它还是驰道通往东方各处的必经之地。张良曾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博浪沙就在开封之西[515]。正是由于有这样便利的形势，楚汉战争时，郦生就向汉王说：“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516]。”陈留是大梁附近的一个县，就在今开封市的东南，相距不远，因而郦生就直接提到陈留。也正是因为陈留能居天下之冲，郦生接着就建议汉王，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517]。

西汉末年，黄河泛滥，冲入到济水中，鸿沟诸水也同时受到波及。这次灾害太严重了，一直过了六十多年，才告堵口合龙，河汴也才得分流[518]。这里所说的汴，指的是汴水，也就是鸿沟系统中的汳水。这是说经过这六十多年的黄河泛滥，鸿沟系统中诸水绝大部分都淤塞了，只剩下这条汴水。当然是经过治理黄河决口时的同期施工，才能得到恢复的。这条汴水是由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分黄河东流，经过开封（当时称为浚仪县）城北，再经商丘城北，到今江苏省徐州市（当时称为彭城）北流入泗水。东汉末年，曹操还曾经作过整理，所整理的仅限于由黄河分流处到商丘间的一段。商丘在当时称为睢阳，因而这段渠水就改称为睢阳渠[519]。

经过修理的汴渠一直畅通无阻。大致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才又阻塞了。阻塞的地方在由黄河分水口的石门。桓温北伐时，曾经设法疏浚，企图打开石门，由于未能成功，粮运不继，失败归来[520]，后来刘裕伐秦，才凿开石门，汴渠又复通起来[521]。刘裕归来，关中又复失守，这条汴渠由于无人照料，大概断断续续，并未一直畅通。到北魏孝文帝时，还曾经再度整理。按照孝文帝设想，如果他要向南朝用兵，就可以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这样就可以下船而战，便利无比[522]。

追溯了汴渠的通塞史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开封的水上交通的变迁。就当时情形说，汴渠是鸿沟系统绝大部分淤塞之后，唯一的联系黄河和淮水的水道，甚而还可以说是联系黄河和长江的水道，交通意义是无可比拟的。开封位于汴渠岸旁，水上交通往来无疑也是方便的。

大致是在南北朝后期，汴渠又复淤塞不通。当时不仅有北朝与南朝之争，再往后一点，又有东魏和西魏之争，北周和北齐之争，军务倥偬，这水上交通的事情就难得再有人提起。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之后，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使这条贯通南北，联系黄河和淮水，更进而联系长江的水上交通的道路才重新沟通起来[523]。

隋祚短促，这条通济渠凿成之后，还没有发挥出很大的作用，隋朝就崩毁了。到了唐朝，影响才日渐显著，汴州（治所就在开封）也就日益繁荣起来。有人称道它说：“当天下之要，总车舟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524]，也有人称道它说：“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屏藩”[525]，这样的称道丝毫都不能说是过分。

唐代一些有关开封交通的设施，仿佛是在锦上添花。武后时就增加了一条湛渠[526]。通济渠在唐时是称为汴河的。湛渠就是由开封城西北引汴河水流到白沟，东流到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注入巨野泽中。唐代后期，又在巨野泽东北向南开凿一条盲山渠，向南流到泗水[527]。这就等于延长了湛渠，使开封的水路交通更向东发展。唐代后期，由于藩镇控制了运道，因而另外开凿一条蔡河[528]。蔡河是由开封附近流到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的渠道，其本是鸿沟系统中狼汤渠的旧水道，这时又重新恢复起来。这样的恢复使开封增加了一条向南的水上交通道路。

这里还应该提到隋时和通济渠同时开凿的永济渠[529]。永济渠是南引沁水入河，又向北通到涿郡。当时涿郡治所为蓟县，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沁水入黄河处在通济渠分黄河处的下游，相距很近，往来船只通过一段短促的黄河水道，就可以互相出入，不至于有若何的困难。

应该指出，这几条渠道的开凿都各有它自己的目的，说不上和开封有多少关系。由于开封的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使它恰恰属于这几条渠道的中心。湛渠和蔡河由开封始凿，那是不必说了。通济渠经过开封城，那也不用说了，永济渠本来和开封没有关系，通过一段黄河也就联系起来了。

由于这几条渠道的开凿。开封不仅成为交通要津，而且成为当时全国水道交通的中心。它由汴河转入黄河，再接上关中的漕渠，可以向西通到当时的都城长安。由汴河转入黄河，再接上永济渠，可以向北通到涿郡的蓟县。由湛渠可以向东通到曹州，再经过巨野泽入盲山渠通到兖州（治所在今山东省兖州市），也可以经过巨野泽通到齐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和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青州市）。由蔡河可以向南通到颍州（治所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和寿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还应该特别指出，它循汴河而下，过了淮水，进入漕渠（即邗沟）通到扬州（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扬州为当时有名的经济都会，长江以南的货物凡是要运往长安的，都是先集中到扬州，再由汴河西运，这也就是说，是一定经过开封的。

石晋迁都时，淮水以南尚为南唐所有，汴河和邗沟不相联系，作用并不能算是很大。到了北宋，全国统一，汴河的作用又恢复到唐时的规模。北宋时汴河经常疏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当时又疏浚了广济渠和蔡河。广济渠又名五丈河，是在唐代湛渠的旧道上重新疏浚的。这时又引潩水到开封，以充实蔡河的水源，引京、索诸水作为广济渠的水源。唐代汴河是用来运输太湖流域的粮食供应都城长安的，都城东迁了，东南粮食不再西运，可是陕西粮食却要东运，这是说黄河这段运道还可以用来有助于开封的交通。由于幽云十六州的丧失，永济渠再不能通到涿那，但大部分还是畅通的。

由于这些水道仍然畅通，开封作为交通要津，水道交通中心，并没有改变。不仅没有改变，由于开封成为都城，更有助于水道交通的发展。也由于水道交通的发展，开封就更为繁荣。现存的宋人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可以显示出当时开封繁荣的一斑。

水道交通以外，开封的陆路交通亦称发达，前面曾经提到秦始皇时所修的驰道经过大梁。秦亡汉兴，驰道规模依然保存未废。东汉时班昭由洛阳东至陈留，大体就是遵循这条道路[531]。陈留就在开封的东南，要到陈留，开封是必须经过的地方。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长安仍是都城的所在。由长安东行至于齐鲁，也是要经过开封的。开封有地名板桥，乃是西行路上宿寓旅人的镇店。有名的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532]。当时东西往来的官道，也是经过城西北的博浪沙[533]，大体还和秦时驰道相仿佛。隋时浚仪县（即今开封市）属荥阴郡，郡治管城，今为郑州市，浚仪只是郡中一个普通县邑，唐时设立了汴州，浚仪就是州治所在。中叶以后，汴州成为宣武节度使的治所，更非一般州县所可比拟。这时开封不仅是水道交通的要津，也应是陆道交通的枢纽。经过五代，到了北宋，开封作为都城，陆道交通更会受到重视。由开封分往东西，仍应是隋唐时期的旧路，由开封往北，经过陈桥驿[534]、封丘[535]至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536]，澶州之北就是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大名于宋时为北京，由开封经澶州就可以达到大名，由大名再至以北各处。由封丘亦可北至滑州（治所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再至大名[537]。至于由开封南行的道路，可由南宋初年岳飞北征的行军，略知其所在。岳飞北征始自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再至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又北至朱仙镇[538]。朱仙镇北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岳飞北征，所行之路如此，由开封南行当也是出于这一途的。

开封的陆路交通是这样的发达，开封当然是陆路交通的枢纽了。

北宋末年，由于金人的南侵，开封沦陷，水道交通也受到摧残和破坏，尤其是汴河断流，影响更大。这时陆路虽还可依旧通行，所谓交通要津也就难于存在了。

其实只要水道畅通，交通还会发达起来的。元代蔡河经过疏浚，称为贾鲁河。贾鲁河只经过开封城南的朱仙镇，朱仙镇很快就繁荣起来，成为全国四大镇之一。不过后来由于其他贸易道路代之而起，朱仙镇又复衰落不振了。

九、南海岸上的广州

现在的广州市，汉时就已设县，称为番禺。番禺县属南海郡，为郡治的所在。南海郡又隶属于交阯刺史部。交州刺史部东汉时设在龙编，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三国吴时始分交州置广州。即以南海郡番禺为广州治所。

番禺处于五岭之南。五岭之南近海，物产以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为多，这些都是内地所少有或者就不可能生产的，内地商贾多前往贩运，并且能够致富，番禺就是当地的都会[540]。

五岭以南不仅有奇异的物产，而且还能和海外通往来，西汉时，最远可以通到已程不国[541]。这是在今印度半岛南部的国家，也有人说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出海的船舶多从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东北）起航，这两地离番禺较远，不过运输来的海外奇珍，还是要集中到番禺来的。

这些奇珍货物固不仅为番禺商人在海外购得，也是海外各国商贸贩运来的。梁时中天竺国商贾往往至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广治）、交阯（治所在今越南河内）[542]。这虽然没有提到广州，但并非就没有到广州的。因为其时扶南王（今柬埔寨）就曾派遣商贾携带货物来到广州[543]。

外商来广州者多，内地商人前去者也不少，不仅商人前去，一些贵族官吏也掺杂在商贾队伍之中。东晋时，司马奇身封为义阳王，曾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544]。而一些当地官吏更视之为利薮所在。晋时就已有人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545]，甚至到南齐时，更有人说：“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546]。’”

根据后来的记载，旅居在广州外国人是不少的。唐朝后期，广州的一次变乱中，死人甚多。除当地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很多，死于此段者达十二万人[552]。这个数字可能并非夸大，因为每天到达广州的海舶都有十几艘[553]，来往的商贾是不会很少的。有的记载说，每年来的海舶才有四十余艘[554]。这样一座大海港，每年才有40余艘海舶出入，似与实际不符。如按每日十余艘计算，则每年应该有四千余艘。

广州有这样多的海舶前来，税收应当可观。唐朝曾在这里设置市舶司，以检查出入船舶，征收商税。这应是我国设置海关之始。

据东汉时的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555]。大秦为罗马帝国。后来海上交通愈益发达，与广州往来贸易的国家应更为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