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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我国古今气候的同异（第1页）

第一讲　我国古今气候的同异

自然现象中，气候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寒燠燥湿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这在远古时期就是如此。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应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就有很多有关求雨求雪的刻辞。后来到《礼记·月令》，记载就更为周到。孟春之月，记载着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其后每个月的记载都相当具体。而各史的《五行志》中就愈加详细。根据这样的记载，前人亦多所究心，北宋的沈括就是其中的一位，其遗说具见于所著的《梦溪笔谈》之中。近数十年来，学者间的研究络绎不绝，立论虽不尽相同，但对于解释有关问题，都费了很多心机。

一、进入历史时期的温暖气候

论古今气候的异同，可以追溯更为渺茫的远古。但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上限也应是由人类最初从事生产劳动的时期开始，这时已进入新石器时期。一般都以半坡文化遗址所显示的情况作为准则。半坡文化遗址经C（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年至6080年。由于具体遗存物的发现和测定，不尽都能一致，在年代上有所伸缩也是可以理解的。气候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变迁的显现，并非短时之内所可觇见，因而有关的年代就难得若何具体，当然也不能过分悬殊。

从进入历史时期，气候就显得较现在为温暖。由东北部直到长江以南都是如此，就是内蒙古和青藏高原也都不是例外。据估计，东北黑龙江和吉林等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6℃以上。辽宁南部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正月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长江中游年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2℃左右，天山北麓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左右。西藏自治区希夏帮马峰西北佩估错低湖旁阶地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珠穆朗玛峰北坡河曲谷地里亚村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亚热带北界就由现在的淮水流域北移，现在的京津地区在那时已经接近亚热带的北缘[1]。当时不仅气候温暖，而且显得湿润，应是温湿的亚热带气候[2]，和现在很不相同。

确定当时的气候较现在要温暖湿润，是由遗存到现在的动物骨骸和植物孢粉的检定得出的结果，其中有的还可由文字记载来证明。就以半坡文化遗址来说，其中就发现过獐、貉和鹿等类动物的遗骸[3]。鹿为产于北方的兽类，在半坡出现，实不足为奇。獐到现在只有生存于长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貉也是喜栖于河湖滨畔。这些喜温暖潮湿的动物能在半坡生存，证明当时的气候和现在很不相同。在安阳殷墟的遗物中，有象、貘、獐、犀牛、鲸的骨骼，经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它们出土于安阳，是有外来的可能性[4]。不过其中的象是曾经生长于黄河流域的。卜辞记载殷代田猎有获象的语句，既为猎获的兽类，当不是由外方来的。卜辞“为”字从手牵象。可见象也是经常被服役的动物。殷人是曾经役使过象的。象的出没存在，说明当时殷墟的气候温暖，适于象的生存。以殷王的威力是可以获得远方送来作为进贡的动物。可是半坡遗址的原来居人是不会有这样威力的，为什么这样一些动物也曾经在半坡发现过。看来半坡遗址和殷墟的气候是相仿佛的。两者的年代相距较远，这只能说其间的气候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温暖气候，有关各地所发现的孢粉就是具体的例证。黑龙江省呼玛县的桤树和其他落叶阔叶树的孢粉[5]，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文化层不仅中期花粉含量多于晚期，且有喜湿乔木栎树和草本十字花科的花粉[6]，可见这些北部地区的温度和湿度都高于现在。就是西北地区天山北麓，当时云杉生长线也比现在为高[7]，而西藏自治区希夏帮玛峰下和珠穆朗玛峰北的孢粉和植物化石以及中石器时期的遗存，都可以作为证明[8]。

二、周初的寒冷气候与其后又复转为温暖时期

这样的温暖时期，历史相当悠久。前面说到殷人的获象乃是武丁时事。武丁为王已在商代后期。直到周初，还是相当温暖，竺可桢以《诗·国风·召南·摽有梅》所咏的“摽有梅，顷筐塈之”为证。召为周畿内采邑，所谓召南之地，亦只在岐山之阳[9]。《召南》虽有《江有汜》篇，然《摽有梅》似难说到与江有关的地方。岐山之阳也就是今陕西省岐山、眉县等处。竺可桢于此还征引了《诗·国风·豳风·七月》为证。两篇诗据说都作于西周时，但所显示的气候却很不相同。能有梅树，可见当地气候仍相当温暖。可是《七月》诗中所说的季节，却较《召南》为迟。豳与召相距很近，如何能有两种不同的气候？这似乎不能以豳地海拔高的缘故来解释。《诗序》对这篇诗的写作年代的说法实嫌笼统，似不易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西周时期的气候确实是曾经由温暖转向寒冷。因为《今本竹书纪年》有这么一条记载：“周孝王七年，江汉俱冻[10]。”而且只有这么一条，此事未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虽多不可尽信，然江汉冻结乃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可能并非有意作伪。

就是江汉确有冻结，寒冷时期也不会过长。竺可桢于此征引了《诗·卫风·淇奥》所咏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为证明。《淇奥》一篇，据说是美武公之德，当作于卫武公之时。卫武公元年为周宣王十六年[11]，是年上距周孝王七年为89年。淇水之旁的绿竹猗猗，应该不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有的。《淇奥》这篇诗的撰写时间虽显得略早，然以竹证寒温的变化终究感到勉强，不如征引《秦风·终南》一篇为合适。这篇诗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这里明确提出梅树，梅树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较为灵敏，能够说明问题。《诗序》以为《终南》这篇诗，是为了告诫襄公而撰写的。秦襄公元年为周幽王五年[12]。这一年较卫武公元年迟35年。卫武公在位时久，共55年。卫武公四十七年，秦襄公即已逝世。因此不能就说《淇奥》一篇的撰述就早于《终南》。周孝王江汉冻结之前，是什么时候由温暖转为寒冷的？也无所证实。最早似不能超过周昭王时。周昭王南征不返，卒于江上[13]。若其时气候已经转寒，江汉可能冻结，昭王是不会轻易南征的。昭王在位年数说者间有不同，大约以十九年为是[14]。由周昭王十九年至周幽王五年，亦将及两个世纪。

西周和春秋时期，梅在黄河流域多所种植，这在《诗经》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描述，足以证明当时的气候是相当温暖的。但梅在黄河流域并不是直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才开始繁殖的，根据《尚书》的记载，在商代即已用梅作调和饮食的调料[15]，可见它在黄河流域的种植是很早的。当然也可作为商代气候温暖的证明。

证明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除梅而外，还可举出一些例证，檀、棕、楠、杉、豫章等树在那时都是黄河流域不难见到的树木。檀见于关中和中条山上；棕见于秦岭和崤山、熊耳山，最北且达到白于山和六盘山；楠见于秦岭和崤山；杉见于终南山；豫章则见于关中[16]。这些树木大致在唐代以后就很少再见于有关黄河流域的记载。这正有助于说明前后不同时期气候温暖的差异。这里所说的秦岭、终南、中条、崤山和熊耳诸山，东西相望仿佛成为一线。白于山和六盘山却远在今陕西北部和宁夏南部，相差很远。可见气候的变化不仅限于秦岭和淮水的南北。近人论及黄河中游的森林，以现在陕北和宁夏的干旱，否认历史时期这些地区曾经有过森林，而不悟气温湿度前后的变化。以现在的自然条件如何能够论证千百年前的情况？

三、气候的变化与竹的产地

这里当论述竹与气候的变化有无关系。近人论气候皆以竹在黄河流域的生长作证明。如论半坡遗址当时气候的温暖，就以竹鼠为证。竹鼠以竹为食料，可见当时半坡多竹，竹鼠赖以生存。后来半坡附近竹林稀少，甚至无存，竹鼠也就消失了。竹也见于山东省历城县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这两处遗址中分别有炭化竹节[17]和竹炭灰[18]的发现，因而就以此证明当时这里的气候也相当温暖，与半坡遗址相仿佛。说到西周春秋时期的温暖，论者皆举《诗·卫风·淇奥》一诗所歌咏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证明。其实由西周春秋以迄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竹的种植是相当普遍的。当时人们日用器皿许多都是以竹制成的。食器有簠、簋、笾、簝，乐器有笙、竽、箫、管，盛物有筐、筥、箧、篚，寝具有簟、箐、籧、篨。记事用简，信约用符，射用箭，食用箸。如果黄河流域不产竹，以竹制作的器具当不至于这样的众多。黄河流域产竹著名的地区当推淇水流域，这是周代卫国的地方。《诗经》中对于卫国的竹林是一再讽咏不止的。上面所举的《淇奥》就是其中的一篇，还可再举出另一篇，《卫风·竹竿》也曾歌过：“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这足见当时人们的重视。齐国也产竹，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旧临淄县）城西的申池就是一个产竹的地区[19]。汶水流域产竹更是有名。乐毅报燕惠王书中就曾提到汶上的篁[20]。

到了秦汉时期，气候有了变化。可是还有人认为是相当温暖的，同样也征引有关竹的文献作证明。这时的竹本来是相当繁多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经特别称道“渭川千亩竹”。这是说，在渭川这个地区，普通人家如果能栽种千亩竹林，他的收入就可以和千户侯相仿佛。而鄠（今西安市鄠邑区）、杜（今西安市长安区）竹林还可和南山上的檀柘媲美[21]。淇水流域产竹，直到汉代，一直都是有名的。当时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决口，汉武帝亲临堵塞，堵口的材料就是用的淇园之竹[22]。东汉初年，寇恂为河内太守，也曾伐淇园之竹，制成百余万支箭，抵制自南而来的攻击[23]。光武帝能够在河北立住脚，和这宗事情很有关系[24]。

经过魏晋南北朝，下至隋唐时期，气候又转为温暖。唐代关中亦多竹[25]，竹林蔓延，西逾陇山，直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杜甫《秦州杂诗》中曾经三次提到竹树，当非偶然[26]。就是太行山东淇水流域的竹林，也仍然受到称道[27]。隋唐以后，经过宋代一段寒冷时期，至于元代，再度转暖。竹还是用来作为温暖气候的证明。根据《元史》的记载，元初曾于腹里的河南、怀、孟（今河南省沁阳市和孟州市）和陕西的京兆、凤翔（今陕西省西安市和凤翔县）置司竹监。稍后，又于卫州设置管理竹园的官吏，举凡辉、怀、嵩、洛（今河南省辉县、沁阳市、嵩县、洛阳市）和益都（今山东益都县）等处的竹园都受到管辖[28]。可见当时黄河流域产竹的地区还是不少的。

作为气候温暖时期论证的依据，这些文献记载或多或少都曾经被征引过。翻过来说，气候转为寒冷时期，应该是原来产竹的地区就不可能再有竹的生长了。这不是产竹地区的多少或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了。前些年间，还有人断言说，竹不过秦岭。这显然是说，秦岭以北气候寒冷是不适于竹的生长繁殖的。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

魏晋南北朝是气候寒冷的时期。在此以前，可能在西汉时气候就已经逐渐转寒。可是班固撰《西都赋》，还说长安附近，“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29]。张衡撰《西都赋》，也说长安附近，“筱**敷衍，编町成篁”[30]。班固和张衡之时，长安已废不为都，但以东汉时人侈述西京旧制，也许还有若干夸张。曹魏时刘桢撰《鲁都赋》，则在易代之际，应该不会再有过誉之辞，却也说到曲阜的“竹则填彼山陔，根弥阪域”[31]。西晋左思撰《魏都赋》，也说邺城“南瞻淇奥，则绿竹纯茂”；说到物产，还特别提到“淇洹之荀”[32]。邺城如此，洛阳附近同样是“竹木蓊蔼”[33]。晋武帝后宫争宠，宫人多以竹叶插户，以引帝所乘的羊车[34]。就是长安城外，也还是“林茂有鄠之竹”[35]。当时有一派所谓名士，放浪于形骸之外，以相标榜。竹林七贤即其著者。据说他们的游踪就在现在河南省辉县[36]，因为所谓竹林，就在当地。十六国时期，苻坚曾在阿房宫种植桐与竹数十万株，以待凤凰。淝水战前，长安上林竹死，说者谓苻坚败亡之兆[37]。现在河南辉县滨于清水。清水下游正与淇水相合，相距并非很远。清水源头亦有竹林，据北魏时郦道元所见，当地竹与刹灵，更为胜处[38]。两汉时，为了管理竹园，曾经设置过司竹长丞。魏晋河内淇园也各置司守之官[39]。可知左思《魏都赋》中所说的并非虚夸。可是到北魏时，郦道元亲至淇水侧畔，竟未见到竹[40]，这应是人为的砍伐所致，与气候无关。因北魏依汉魏旧规，仍设有司竹都尉[41]。北魏疆土仅有黄河流域，而清水源头的竹林仍与柏树相辉映，就是长安附近，也还是一样有竹圃的[42]。据说司竹监到北齐、北周时未曾再置，隋唐时期才又得到恢复[43]。北齐、北周历年短暂，设官不周也是有的。不能因为这两个政权未曾派专人管理竹园，就认为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无竹。如果齐、周之时黄河流域已无竹林，则隋和唐初长安附近能有偌大的司竹园，就显得突然了。

历隋唐而至宋代。宋代也是一个寒冷的时期。宋代虽是寒冷时期，产竹之地仍然不少。关中渭水流域的竹林颇受称道。这一带的竹林，周围逶迤约百余里，西起郿县，东到鄠杜，北至武功都有竹树，甚至凤翔、天水也都有竹的生长[44]。宋朝南徙，女真入主中原。金时规定，司竹监每年采竹50万竿为防河工程的材料[45]。前面曾经说过，元代曾在京兆、凤翔以及怀、孟等州设置官吏，管理竹园，还规定所产之竹可以发卖，当时给引竟至一万道之多[46]。元人这样设置措施，应该是根据宋金以来的旧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元人初到中原，是不会大举兴工，而且立见这样的成效的。

元亡之后，明初仍于陕西盩厔县设司竹局，以征收课税。这时竹园规模虽已狭小，然直至明代后期，竹林却仍相当繁茂[47]。迄至清初，犹未稍减[48]。就是到1949年时，西安城中作竹器的手工业仍然聚集在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就称为竹笆市。竹器的材料乃是产自周至户县和华阴华县[49]。此外河南省产竹的地方，仍然是辉县[50]和沁阳、济源等县[51]，而山西平陆县的竹林，也有名于一方。

这些竹林也有毁废之时。淇园之竹自来都是有名当世的，可是到郦道元撰《水经注》的时候，竟然是“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52]，元时怀、孟两州的竹课是当时重要的税收，竟然也因“频年砍伐已损，课无所出”[53]。而盩厔县的竹园，至明中叶时，也因产竹逐耗，不能不募民种植[54]。就是山西平陆县的竹园，也因三门峡水库的兴修，而完全淹没。这些变化显而易见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郦道元所见到淇川无竹，而未指出无竹的原因。淇川和清水源头相距邻迩，若淇川无竹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奈何清水源头竟未受到影响。可见这并不是出于自然的因素。正是由于自然环境没有什么改变，在原来的人为原因消失之后，经过重新培植，就能恢复旧日的规模。也有的因为经济利益不大，就任其废弃下去。这样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加以培植，就更说不上从它的存废有无来探寻当时气候变化的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