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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又携琴剑返江湖锋芒初露（第1页）

第五章　又携琴剑返江湖——锋芒初露

宋孝宗即位后，陆游跟皇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由于周必大、史浩等人的推荐，再加上陆游本身的才华和名气，孝宗钦赐陆游进士出身，这是古代读书人能够获得的极其罕见的荣耀。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恩，陆游甚至愿意为孝宗皇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陆游是不是因为孝宗对他个人才华的肯定才这样感激涕零呢？他的“忠君”和“爱国”在孝宗这里还有没有矛盾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是先要简单看看孝宗即位以后都做了些什么，看看孝宗是不是陆游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圣明皇帝。

应该说，在南宋的所有皇帝中，宋孝宗算是最优秀的一位了。还在他当建王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跟他养父宋高宗不太一样的主见。举个例子：完颜亮举兵南侵的时候，宋高宗只想着怎么逃跑，王子赵眘却主动上书，请求让自己亲自率军迎敌。他上书之前没跟老师史浩商量过，史浩知道后大吃一惊：建王胆子也太大了，这不是犯了高宗的忌讳吗？于是，他赶紧劝赵眘重新写一份奏章谢罪，并且诚恳地表示，自己并不是抢着要当前锋，而是想跟随父皇的御驾出征，保护父皇的安全。高宗看了这份奏章，这才转怒为喜，带了赵眘御驾亲征去建康，并且立赵眘为皇太子，传位给他。

从这件事来看，赵眘似乎和他的养父不太一样：高宗是投降派，孝宗却是主战派。赵眘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干了一系列事情，这些事情让朝廷气象一新，尤其是给像陆游这样的主战人士带来了希望。略举两件事为证：

第一件事，赵眘是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份即位的。七月，他就下诏为岳飞父子平反，追复岳飞的原官，下令以厚礼改葬岳飞，还派人四处去寻访岳飞的后人，准备破格录用。

第二件事，赵眘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1163年，改年号为隆兴元年。正月，宋孝宗拜史浩为右丞相，任用著名的抗金将领张浚为枢密使，并且将江淮一带的兵马全部交给张浚指挥，开府建康，对隔岸相峙的金兵构成巨大威胁。张浚在高宗朝一直是被排挤的对象，高宗就很不喜欢张浚，他曾经说过：“只要我在位一天，哪怕就是亡国，也绝不会让张浚带兵！”这次张浚终于被任命为最高军事统帅，也表明了孝宗北伐的态度。

孝宗一上台，朝廷的格局变得非常清楚了：左丞相陈康伯是坚决的主战派，枢密使张浚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这样一来，在孝宗的支持下，整个朝廷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抗战的**中。

在高宗朝，陆游的抗战热情屡次遭受严重打击，现在有了孝宗这样敢作为的皇帝，陆游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无论于公还是于私，陆游都认为孝宗是一个值得他“杀身从死”的皇帝，这种热情也促使陆游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大事。所以孝宗刚上台的这一段时期，是陆游在政治上锋芒初露的时期。我们说他锋芒初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他个人角度来说，积极主动地为朝廷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朝廷里的核心决策层开始重用陆游，让他参与了最高层次的国家军事机密活动。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陆游在政治上的锋芒初露，到底表现在哪些具体事件上。

首先，陆游马不停蹄地上了一系列奏章，充分显示出他积极主动的参政热情和能力。在这些奏章里，他论国家的立法，论抗战的形势，论朝廷的用人政策等等，并且还用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了迁都建康（《上二府论都邑札子》）等等一系列主张。例如陆游提出的用人政策：他认为朝廷用人不要重南轻北，也要考虑重用北方的人才（《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陆游为什么会专门提到重用北方人才的问题呢？他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我们一般认为的西北人能吃苦，能打仗之外，还因为如果选用西北的人才，对下可以“慰遗民思旧之心”，对北方沦陷区的遗民是一个安慰，能够争取到北方的人心，有利于恢复中原；对上呢，“其于国家，必将有赖”，西北的人才也可以成为恢复中原的中流砥柱。可见，陆游的这一系列主张，都是为了使朝廷的政治清明，为抗战北伐做好充分准备的。

其次，除了主动提出这些政治主张之外，陆游还受命为最高国务军政机关“二府”——也就是中书省和枢密院起草国家机密文件。他写的《代二府与夏国主书》，就是写给西夏国的一封机密书信，目的是与西夏结盟，共同牵制金人的力量。再比如，他写的《蜡弹省札》，就是给北方沦陷区的义士传达的另外一封机密书信，这有点像我们抗战时期用的那种“鸡毛信”。南宋朝廷派专人带着密信潜入北方，召集联合北方的义士，向他们转达朝廷的旨意：谁要是能占领北方的州郡并归顺宋朝的，都可以世袭封王。很显然，这也是为抗战北伐争取北方的内应。“蜡弹”，就是用蜡做的丸子将书信密封起来，防止泄密。这样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不是朝廷最信任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让他知道的。

陆游既然能为丞相陈康伯、史浩、枢密使张浚这样一些军政要员代为起草机密文件，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已经成为朝廷核心权力部门的一员了，成了最高权威人物的心腹。所以，虽然陆游只是以秘书的身份代为起草这些机密文件，但他的心态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而且这些文件里面确实也包含了他个人的政治态度，他个人应该是很赞同朝廷的这些举措的。

现在朝廷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包括孝宗在内，主战派人物掌握了绝对权力，对金用兵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陆游一生最大的梦想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陆游，精神是特别振奋的。但是就在这时，陆游的工作又有了变动。

隆兴元年（1163）三月份，孝宗下诏给太上皇修“圣政”。圣政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实录”，也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记录皇帝统治时期发生的大事。不过一般实录都是后人替祖先来整理，但是这个时候太上皇赵构还在世，所以不叫“实录”而改称“圣政”。陆游不光是诗人，还是史学家，当时他兼着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的职务，所以修太上皇圣政，他就理所当然成为首选人物。修圣政成了他这时工作的一个重心，为了这个新的任务，他忙得废寝忘食，工作也做得很出色。那么对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陆游是不是满意呢？

陆游没有明确表示过他的态度，不过我们可以按情理推测一下：按陆游一贯的性格，朝廷交给他的工作，他当然会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好。但是，这个时候，他更加关心的应该还是当时朝廷里热火朝天的战前准备，更加关心一触即发的北伐战争。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让他去修什么太上皇的“圣政”，我个人觉得，对承担这项工作，陆游的内心深处，很可能还是有一点抵触情绪的。这倒还不是因为他和高宗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这次工作的变化，说明宋孝宗虽然对陆游有知遇之恩，但这种知遇之恩还是侧重于他的文史才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军事能力。因为这一点，陆游在对孝宗感激涕零的同时，也不能不说完全没有遗憾。陆游后来写过一首诗，诗中就明确表示过这种遗憾：

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荐文章，颇恨非素志。[29]

我们看这四句诗，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最大的矛盾：陆游自己最看不起的是“章句学”，一天到晚钻在故纸堆里面，皓首穷经，那根本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向是什么呢？“所慕在经世”，他真正向往的，是做一些对现实有用的事。当然，在陆游生活的朝代，最能体现他的经世情怀的就是富国强兵、收复中原了。可是跟他的志向正好相反，“诸公荐文章”，诸公就是指史浩、周必大这些好朋友，他们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文学才华，这当然是朋友的一番好意。可是“颇恨非素志”，一个“恨”字，强烈地表达了陆游的心声。这个“恨”当然不是说他“恨”朋友的推荐，而是表达一种强烈的遗憾的心情：当一个文人，这完全不是我平生的志向啊！

因此，从陆游一贯的性格来看，让他做一个纯粹的文官，他心里是有点失落的。但是陆游并没有因为这点失落就放弃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不久，他的锋芒再一次露出来了。这一次他又干了什么事儿呢？

这回啊，他又做了一件书生意气很重的事儿，居然又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这一次，陆游的矛头直指孝宗身边的亲信。他心里想啊：既然皇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那我就有责任为皇上分忧解难。皇上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我想到了，就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让皇上知道，不能让皇上走弯路啊！

但是，陆游这一次的“锋芒”却遭遇了“滑铁卢”，他一不小心又踩到了一颗“地雷”，这颗“地雷”一爆炸，几乎就把孝宗的这点知遇之恩给炸飞了。那么，陆游是怎么得罪新皇帝宋孝宗的呢？

原来，赵眘还在当王子的时候，有两个特别宠信的门客，一个叫曾觌，一个叫龙大渊。赵眘即位以后，这两个门客也跟着鸡犬升天，可以经常出入内廷，仗着有皇帝撑腰，打着皇帝的旗号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胡作非为。可是孝宗还护着他们，一门心思想要提拔他们，朝廷里稍微清醒些的大臣都对他们很反感。

有一回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孝宗主持的一次酒宴上，因为是内宴，参加的都是一些亲信的大臣，气氛比较放松。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大家酒都喝得有点多了，胆子也大了。有一位宫女就拿出一方手帕来，请曾觌给她题字。当时当着皇帝的面，曾觌并没有答应她。可是这说明他们平时的关系是比较亲密比较随便的。如果这是普通人家的宴会，歌女请文人题个词什么的，那倒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说不定还能成为风流佳话。可是这是在宫廷内部，发生宫女结交外臣这样的事，就不那么正常了，很容易出乱子，搞不好还会泄露重要的机密。更何况，不久前内廷刚刚出过类似的事情，宫女跟内臣关系亲密，事情暴露后闹得很大，甚至惊动了司法部门来过问。这件事刚过去没多久，正在风头上，曾觌也不敢“顶风作案”，所以这次才没有放肆。

这次内宴，丞相史浩也在座，对这件事看在眼里，当时碍于皇帝的面子，不好当面说曾觌。回来后，史浩在一次闲聊当中，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陆游，言语当中当然就有些不满。朝廷里的大臣对曾觌、龙大渊他们本来就意见很大，陆游更是个“愤青”，最是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就把这事又告诉了参知政事张焘。

可别以为陆游这人喜欢嚼舌头，背地里说别人的闲话，小题大做，他将这事告诉张焘，其实是有明确目的的。虽然这只是件小事情，但是他希望能够以小见大，借这个小事给皇帝敲个警钟，未雨绸缪，对曾觌、龙大渊他们要提高警惕。陆游知道自己的官职低微，说话分量不够，也很少有私下见皇帝的机会，所以希望张焘能够把他的意见转告给孝宗。他对张焘是这样说的：“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宋史·陆游传》）

陆游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认为曾觌、龙大渊仗着皇帝的宠信，大肆培植自己的党羽，蒙蔽皇上的耳目，企图独揽大权。如果张焘现在不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告知皇上，那么等以后曾觌他们的羽翼丰满了，再想剪除这些祸害就不容易了。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出陆游的书生意气：这件事本来是史浩最先知道的，史浩却没有直接跟孝宗说。为什么呢？因为史浩谨慎得多。他跟孝宗的时间长，是很了解孝宗的，当然也了解孝宗对曾觌的宠信，所以他知道，要直接去劝孝宗，不但孝宗听不进去，还可能得罪人。可是陆游就没想那么多了，他一心只想着怎么提醒皇上，可千万别错用了小人。

后来孝宗召见张焘的时候，张焘就把从陆游那里听来的事情告诉了孝宗，还对孝宗说：“陛下刚刚登上皇位，正应该整肃朝廷纪律，怎么能够跟臣下这么随便，让他们放肆到一点规矩都没有的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