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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党人偷乐张仪使楚屈原被疏（第1页）

第七章　党人偷乐——张仪使楚，屈原被疏

不出张仪所料，内有郑袖的枕边风，外有子兰、上官大夫等人的极力配合，楚怀王对屈原的态度陡变：从堪称心腹知己般的信任，到如今因小人陷害蒙蔽而勃然大怒。怀王态度的剧变，成了屈原政治生命的转折点。

当然，怀王态度的剧变，应该也有一个慢慢酝酿直至最终爆发的过程。外交方面，从怀王十一年六国合纵攻秦失败开始，怀王对联齐抗秦的策略很可能就已经产生了动摇；内政方面，屈原正在进行的变法改革又触犯了以子兰、上官、靳尚等人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引发了朝廷内部的种种矛盾，引起贵族集团的嫉妒和怨恨。正是旧贵族们的集体发难彻底动摇了怀王对屈原的信任。

关于怀王态度剧变的结果，据《史记》记载是：“王怒而疏屈平。”司马迁说是怀王大怒从而疏远了屈原。那么，疏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个人猜测，很可能就是在此时，屈原左徒的职务被解除，而改任三闾大夫。[78]

如前所述，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高官，怀王将内政和外交的大权几乎都托付给了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那么三闾大夫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官儿呢？

三闾大夫的职级应该并不低，但和左徒相比，其权限发生了较大的转移。因为当时楚国的王室贵族，除了楚王熊氏以外，还有三大王亲贵族，那就是屈氏、昭氏、景氏，他们都是楚国先王的后裔。所谓“三闾大夫”，主要职责即是负责屈、昭、景这三大王室贵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也协助君王处理一些祭祀、外交的事务。这个官职与后代的礼部尚书有点类似，其主要职能是主管教育和外交。

很显然，从这个官职的变化，可以看出怀王对屈原态度的变化：他仍然看重屈原的才华，但削弱了屈原对内政的掌控权，尤其是屈原正在草拟的新法不得不因此停滞下来。

对于怀王的这一变化，备受伤害的屈原，曾经用诗篇倾诉过他的满腔愤懑。在后来写的《惜往日》一诗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曾这样感叹：

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

《惜往日》是《九章》中的一篇。《九章》由九首诗歌组成，和屈原早年创作的《九歌》不同：《九歌》是用浪漫华丽的笔法，描述了楚地的各种神灵，抒发神的喜怒哀乐之情；《九章》则大部分是屈原中、后期的作品，主要是以写实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了屈原受谗害后的痛苦心情。

在《惜往日》一诗中，屈原一方面表白了自己的清白忠贞：“心纯庬而不泄兮。”纯庬，淳厚纯朴的意思。显然，屈原是通过诗句来鸣冤：我的心性是如此的淳朴厚道，从来没有泄露过任何国家机密；可是就因为我太纯朴善良，“遭谗人而嫉之”，才不小心被上官大夫、靳尚之流的小人嫉妒、陷害。

然而，被小人陷害还算不了什么，最令屈原痛心的是“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没想到连怀王也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将一腔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根本不给我辩驳的机会。我原本像清水那样晶莹透明，可君王却不肯好好审查事情的真相啊。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蔽晦，是蒙蔽、使人昏暗不明的意思。“虚惑误”三个字意思相近，都用作动词，即欺骗、蛊惑、妨害之意。这里三个近义词连用，充分表明屈原对怀王被欺骗的无限痛心。屈原再次沉痛感慨：“君王虽然贤明，可叹被小人蒙蔽、欺骗，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明察秋毫。”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君王压根儿不对那些谗言进行比较、检验，不去考察事实的真相，却一怒之下不假思索地疏远了我。“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过，即责备的意思。盛气志，指怀王意气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相信谄谀之人的那些污言秽语，而一味盛气凌人地责备屈原。

这十句诗反映了屈原极为情绪化的诗人个性。屈原要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他是清白的，可恨怀王却听信谗言，不能明辨是非，导致忠臣被冤枉乃至被疏远。让他如此痛苦的是怀王的昏暗不明，让他如此愤怒的是奸佞小人当道。可这同一个意思，屈原不惜用如此多的笔墨，反反复复陈述、倾诉甚至是发泄他的痛苦和愤怒，他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含蓄幽微地表达他的情感，而只想把他受到的伤害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

这大约也是楚辞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原诗歌表达情感大多不会太过激切，而是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淡淡的哀伤，淡淡的喜悦，含蓄而温厚；但屈原的情感是激烈的、高亢的，是丝毫都不加以隐瞒的，是痛痛快快、畅快淋漓的。虽然，屈原的理想是当一个政治家，但其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性格也是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离政治家应该有的城府似乎太过遥远。

当然，屈原所作楚辞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香草美人情意”，也即用美好的花草、美好的女性来象征屈原心目中最美好的理想和形象。就在《惜往日》这首诗中，屈原在痛斥小人当道、君王壅蔽的同时，也反复重申自己的美好。他将自己比作芬芳无比的香草，可香草往往会被恶草散发的臭味所掩盖；有时他又把自己比作举世无双的绝代佳人，因为出众的美貌而引起了“丑女”们的嫉妒与暗算。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

屈原在《惜往日》一诗中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自前世之嫉贤兮。”饱读诗书的屈原在纵览历史的时候发现，原来嫉贤妒能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身负才学却被人陷害的例子多得数也数不清。

远的不说，就说屈原最熟悉的楚国历史吧。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著名的贤大夫叫伍奢，楚平王时伍奢曾经当过太子太傅。当时有一个奸臣叫费无忌想陷害太子谋反，并且牵连到了太子太傅伍奢。平王令人逮捕了伍奢，还准备杀掉太子。太子逃走后，平王决定诛杀伍奢和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伍员逃到了吴国——伍员就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伍子胥。

伍子胥逃到吴国后，辅佐吴王阖闾兴师伐楚，为父亲报了仇，吴国也成为一时强国。吴王夫差即位之后，与越王勾践争霸，勾践深知不除掉伍子胥，就没办法打败吴国，于是重金收买了夫差身边的幸臣，令其陷害伍子胥。夫差昏庸，果然听信了谗言，赐剑与伍子胥逼其自尽。除去心腹大患伍子胥后，越王勾践终于在后来的吴越争霸中反败为胜，灭掉了吴国。[79]

这就是屈原在《惜往日》中感叹的“前世嫉贤”的典型案例之一：“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意思就是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而不能仔细辨别、体味伍子胥的忠诚，不听伍子胥的逆耳忠言，子胥死后，吴国果然遭到灭国之忧。

屈原在《惜往日》中列举的“前世嫉贤”的典型案例之二，是春秋时晋国的名士介之推（一名介子推）。

介之推曾经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最艰苦的时候他们缺吃少穿，重耳几乎要饿死。介之推悄悄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煮给重耳吃，救了公子一命。后来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即晋文公，遍赏当时跟随自己流亡不离不弃的功臣，却偏偏遗漏了有救命之恩的介之推。介之推也不居功自傲，而是带着老母亲，悄悄退隐山林——即今山西省介休东南的绵上山。

后来，晋文公幡然醒悟，令人再三劝说介之推出山接受赏赐，但介之推都不肯从命。晋文公没办法，想出了一招纵火烧山的计策，想逼出介之推来。没想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介之推和他的老母亲抱着一棵树活活被烧死。晋文公悔之莫及，下令禁止人们入此山砍柴，封绵上山为“介山”。此后，晋文公为纪念介之推，还规定在他被烧死这天禁止烟火。这就是传说中寒食节的来历，在这一天，民间亦禁烟火，吃冷食。[80]

屈原在《惜往日》中引用介之推这一典故感叹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

伍子胥也好，介之推也好，虽然都是忠臣、贤臣，可是都因为君王的误会而导致身死的结局。屈原想，这样的悲剧故事既然是自前世而然，那自己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在这一段诗句里，屈原首先将自己的美好品格比作了兰蕙与杜若这样的香草——那些小人嫉妒贤能，说像我这样的香草不能佩戴在身上，反而是那些散发出恶臭的花花草草受到了君王的偏爱。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嫫母，是传说中著名的丑女[81]；佳冶本是指女性美好艳丽的姿态，此处代指美人。嫫母这样的丑女自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很妩媚，反而嫉妒真正散发着芬芳气质的美女。在丑女们的集体嫉妒陷害之下，西施那样容貌姣好的绝代佳人却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反而是那些“丑女”们一个个在君主身边搔首弄姿，争相邀宠——“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可见，屈原是将“香草美人”这样的象征手法运用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香草、美人来象征有才有德的贤士。可是，在“恶草”当道、“丑女”横行的现实中，哪有“香草”“美人”的出头之日呢？

由此可见，屈原到底还是一个纯粹感性的诗人，而不是一个冷静理智的政治家。

伟大的诗人情怀和伟大的政治智慧很可能是难以相容的。在中西方历史上，能将伟大的政治智慧和伟大的诗人情怀完美地集于一身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二者，根本上是矛盾的两极。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除了应该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深厚而纯粹的诗人情怀。屈原那种单纯率真、疾恶如仇的性格，那种对美好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对人生苦难的深切感怀，足以证明他天赋的诗人情怀。诗歌的技巧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诗人情怀却往往植根于诗人独特的个性，并不是通过模仿学习就能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