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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光齐日月屈骚情怀隔世知音（第1页）

第十五章　光齐日月——屈骚情怀，隔世知音

屈原已经逝去，但作为中华民族之魂，他依然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长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屈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他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那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许可以借用他在《九歌·云中君》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与日月兮齐光。”这句诗本是形容云神地位高贵，可以焕发出像日月一样的光辉。屈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应该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吧。司马迁就曾在屈原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丰富的，这种涉及影响哲学、文学、美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而即便是只谈文学贡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文学精神，都深受屈原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梳理清楚的。因此，这里只选择几位中国文学史上超一流的大家，以他们的代表作为范例，简单谈谈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怀才不遇、发愤抒情——屈原与贾谊、司马迁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念屈原、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所著的《吊屈原赋》，从形式上而言，这篇赋也是深受楚辞影响的“骚体赋”。而整个汉代最独特的文学样式便是赋，汉赋便是在屈原辞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这第一篇关于屈原的文字是由贾谊来完成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的生平经历与屈原极为相似。贾谊也是才华横溢，并且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因为诗文辞赋而声名远扬，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二十出头又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是当时朝中最年轻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贾谊提出了不少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政治变革的真知灼见，汉代初年变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贾谊之手，“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39]。汉文帝对他颇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

而且，贾谊也曾遭到贬谪。也许是贾谊的年轻气盛，风头太健，加上他又颇有恃才傲物的诗人气质，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他被汉文帝贬出长安，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贾谊来到湘江边的长沙任上，这正是当年屈原被贬谪时无数次徘徊、痛哭过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贾谊满怀悲愤地写下了经典名作《吊屈原赋》，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污浊、贤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赋》中，最后四句蕴含的感受尤为深刻：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140]

这四句既是贾谊感叹屈原的遭遇，更是他哀叹自己的命运：那些窄小的死水沟啊，怎么容得下能够吞下大船的巨鱼呢？不幸的是，那些本来可以横行大江大湖的鳣鲸，离开水面后却偏偏要被小小的蝼蚁欺压！

这是胸怀大志、秉性清白的人对于污浊世俗的深切愤慨。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怀才不遇的怨愤溢于言表。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0年，距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不过几十年，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对屈原的命运产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被贬长沙四年之后，贾谊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尽管回到了京城，但汉文帝这次召他回来，却不再将他当成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介文人来看待。贾谊满怀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不久，梁怀王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是梁怀王的老师，怀王意外惨死，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也哀伤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三岁。

说来也巧，贾谊和屈原一样，不但少年得志，当过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而且都还当过“老师”。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主要负责王族子弟的教育，贾谊先后担任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也都是王族子弟的老师。从这一点相似的遭遇可以发现，其实楚怀王也好，汉文帝也好，对屈原和贾谊的才华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让他们当“老师”，教授君王最亲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贾谊而言，这种“人事安排”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

对于贾谊的这一段遭遇，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来哀叹贾谊的怀才不遇：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这首《贾生》讲的正是贾谊被汉文帝召回之后的事情。宣室是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正殿，汉文帝就是在这里重新召见了曾被他贬谪到长沙的贾谊。皇帝在宣室召见，礼遇之隆重，求贤若渴的殷切，这对一个被长期贬谪的臣子来说，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恩宠！

“贾生才调更无伦”，放眼天下，像贾谊这样的才华又有谁能与之匹敌呢？“可怜夜半虚前席”，“可怜”也就是“可惜”的意思，“虚”即“徒然”之意，“前席”意为“将坐席向前移动”。古人席地而坐，当聊天聊得十分投入的时候，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向前移动膝盖，靠近对方，表示两人关系的亲密和投机。在这首诗里不由自主“虚前席”的当然是汉文帝，贾谊的侃侃而谈深深吸引了爱才心切的汉文帝，他听得入了神。可惜的是，汉文帝的“虚前席”，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垂询的并不是富国强民的治国之策，问的却是虚无荒诞的鬼神之事。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该是一个多大的讽刺？

巧的是，汉文帝和楚怀王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信奉鬼神、爱好巫术的君王。楚怀王甚至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还举行隆重的巫术活动，企图靠鬼神的力量来击退秦兵，而汉文帝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面对这样对鬼神比对苍生更感兴趣的帝王，屈原和贾谊的内心该有多么冰凉和无奈呢？

同样负有绝世才华，同样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样遭受嫉妒和贬谪，又同样曾经被召回朝廷，却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计民生奉献他们的智慧和生命，这是贾谊与屈原的共同之处，也是贾谊以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屈原产生的隔代共鸣，“屈贾精神”甚至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司马迁才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的《离骚》，贾谊的《吊屈原赋》，都是因为遭受不平而产生的怨愤之作、忧思之作。而司马迁的《史记》又何尝不是发愤抒情之后的产物呢？

鲁迅曾经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史记》既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与《离骚》，文学形式不同：《史记》是不押韵的历史散文，《离骚》则是押韵的诗歌。但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作者历经磨难却仍然坚持真理、不言放弃的思想硕果，是作者发愤抒情的产物。

屈原、贾谊、司马迁，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发愤抒情的伟大文学家，也多亏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才让屈原的生平和著作，毋庸置疑地流传到了今天。

清高孤绝、正道直行——屈原与陶渊明

陶渊明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表面上看来，他的经历与屈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出身并不高贵，在特别看重门第的魏晋时代，陶渊明只是一介寒士而已。在仕途上，他也没有过像屈原那样辉煌的政治经历，只做过小小的彭泽县令，还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官，就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便毅然辞官归隐了，从此他开始了日夜与田园山水相伴的隐士生活。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理想。

而屈原则一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即便遭受了极大的磨难，当“渔父”劝他放弃理想，远离祸患，归隐田园，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隐士的时候，屈原却拒绝了“渔父”的建议。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放弃他的理想。屈原绝不是一个隐士，这与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似乎是大相径庭。

然而，尽管陶渊明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屈原不同，他的人格精神却与屈原一脉相承——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孤绝与正道直行。

魏晋时代本就是一个个性觉醒、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倒是与屈原所生活的百家争鸣、个性张扬的战国很有相似之处。也因此，屈原浪漫飞扬的文采和清高孤傲的个性，成为魏晋名士普遍倾慕的理想，他们甚至如此宣称：“想要做一个名士吗？那你只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了。”[141]

陶渊明虽然不是门第高贵的“名士”，他那种不与流俗为伍、不屑为名利权贵而点头哈腰的个性，却无疑是发扬了屈原清高正直的人格特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甚至在陶渊明的笔下，也像屈原那样，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动物、植物，比如秋菊、青松、孤云、飞鸟，来象征他特立独行又坚贞不屈的个性。陶渊明这首最为脍炙人口的《饮酒》其五就是一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