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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密事载心秦楚抗衡屈原变法（第2页）

屈氏后代也是人才辈出，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屡屡为楚国立下汗马功劳。例如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盟军攻伐楚国，楚国又一次面临危局。怎么办？楚成王委派大夫屈完一面率军布阵，展示楚军实力足以与盟军对抗；一面屈完又以楚国使臣的身份去会见齐桓公，在盛气凌人的齐桓公面前侃侃而谈，罗列了盟军武力不可能战胜楚国的种种理由。这样，文、武两种手段双管齐下，屈完最后与诸侯结盟而归，这就是外交历史上有名的“盟召陵”的故事。[33]

在屈氏家族中，像屈瑕、屈完这样出将入相的功臣还有很多，一直到楚怀王时期，还有屈匄（屈丐）做过大将军，率领楚军与秦军对阵。

屈氏家族不仅在楚国世代都有担任要职的人物，屈家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为了楚国的安危和荣誉，可以不顾惜个人生命。例如屈瑕虽然位极人臣，而且率领楚军打过多次大胜仗，但是在伐罗的时候，因为屡打胜仗而产生了轻敌的骄傲情绪，结果被罗与卢戎夹攻而败。其实以屈瑕担任莫敖多年来的功劳，楚武王并不见得会因为这一次失败而归罪于屈瑕，但屈瑕仍然自认为有愧于楚国和父亲武王，在荒谷中自缢谢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楚武王谈到这次失败时说：“孤之罪也！”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自己，而赦免了诸位将帅，没有降罪下来。[34]

再比如，楚惠王的时候，楚国白公胜叛乱（前479），囚禁了楚惠王，准备杀掉惠王熊章，自立为楚王。惠王的随从屈固冒着生命危险背出惠王，逃到惠王母亲——昭王夫人的宫殿隐藏起来。白公胜自立为楚王后不久，惠王的部下屈固等人和来救助楚国的叶公一起，杀掉白公胜，恢复了惠王的王位。

这些屈氏先祖的事迹、祖辈们强烈的荣辱感和使命感、屈氏家族对楚国的深厚情义，屈原一定是从小就听过无数遍的，它们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人生信念。

“帝高阳之苗裔”，屈原自陈是黄帝后裔，是楚王后代，当然绝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身份尊贵，更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他认为他和楚王一样，对楚国的一切安危荣辱都负有完全的责任。楚国是楚王的楚国，同样也是屈原和所有楚国人的楚国。在屈原看来，屈氏、楚王和楚国，这三者的命运是完全合而为一的。

此外，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很大程度上还基于屈原本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了。屈氏虽然是王室宗亲，出身显贵，但传到屈原这一脉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屈氏的势力和昭氏、景氏相比明显要弱小很多。屈原在《离骚》开篇时提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远祖说到了近祖。后世一般认为伯庸是屈原的父亲或者是祖辈，因为按照古礼，父死曰考，“皇考”则应是对亡父的尊称。先秦时候，“朕”这个词就是“我”的意思，秦朝以后“朕”才成为皇帝的专称。因此，尽管屈氏的远祖地位很尊贵，但在现存的史书上却基本找不到“伯庸”的事迹，也许伯庸的爵位和官职并不那么显赫，而屈原的出身大概也只能是趋于没落的楚国贵族家庭了。

汉代的东方朔曾在他的《七谏》诗中叹道：“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东方朔生活的年代距离屈原不过百余年，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流传应该还比较多。因此东方朔说屈原是出生在楚国的都城郢，但是很可能出生以后却随亲人迁居“原野”。具体生活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今天普遍认为的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的秭归，屈原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可见，屈原出生以后，其实是以没落贵族的身份生活在楚王宫廷以外的地方，并非一出生就一帆风顺的“官二代”。他自己也曾经在诗篇中提到这一点：“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惜诵》）大意是说：谁还会像我一样对君王念念不忘、如此赤胆忠心的呢？我甚至忘了自己贫贱卑微的身份，一心只想为君王竭忠尽智。

当然，“身之贱贫”也许只是屈原的自谦，或者是相对于君王的尊贵而言。但屈原的父亲在史传上默默无闻，汉代人在回忆屈原的生平时也曾说他“长于原野”，由此可见，屈原的幼年、童年时代大概也是经过艰苦磨砺，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显赫门第来博取楚王重用的。

楚怀王这次秘密召见屈原并且长时间的促膝交谈，就多少可以说明屈原的政治才干。因为他们这次密谈的内容，牵涉了楚国的内政和外交。

在外交政策上，屈原是坚定不移的亲齐派。因此这次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要确定楚国的外交策略。

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诸侯国虽然很多，但号称强国的只有所谓的“战国七雄”：中原的魏国、赵国、韩国，东部的齐国，北方的燕国，西部的秦国和南方的楚国。七雄当中，韩、赵、魏受到秦国的打压，国力已经大为衰弱；燕国地处偏远的北方，本来跟中原各国的往来就比较少，文化也相对落后，虽然在燕昭王时代，通过乐毅等人的励精图治，曾经大败齐国，跻身于强国之列，但实际势力对中原各国并不构成威胁。

因此，“战国七雄”中真正的强国只有秦、楚、齐三家，而楚国，夹在齐国和秦国之间，与两大强国都是利益攸关。楚国和秦国、齐国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将决定着三强之间的势力走向。这么一来，楚国既是秦国和齐国要结盟拉拢的对象，又往往成为两国军事打压的对象。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那么，夹在秦国和齐国这两大邻国之中，楚国到底该和谁结为盟友，才对自己最有利呢？

楚国朝廷内部就这个问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秦国越来越强大，如果和秦国的关系闹僵，恐怕首先遭殃的就是楚国，这一派是典型的亲秦派。楚怀王时候，亲秦派的代表人物中就有怀王特别宠爱的小儿子子兰。

另一派则认为只有紧密联合齐国，两国的力量整合起来，才能对秦国构成威胁，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否则的话，没有齐国的力量作为后盾，秦国的扩张将有恃无恐，一定会首先危及楚国。因为楚国土地的富庶与辽阔可以为秦国征服天下提供强大的保障，秦国对楚国也是觊觎已久。战国时候已经流传有这样的说法：“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35]因此，楚国必须与齐国联手，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强大，才能抑制强秦往东边的扩张。这一派可以称为亲齐派，代表人物是左徒屈原。

正因为楚国与秦国、齐国都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亲秦派和亲齐派之间的观点也针锋相对，所以熊槐继位当上楚王以来，一直在亲齐和亲秦这两大政策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儿子子兰的话有点道理，一会儿又觉得屈原他们一心为公，他们的主张值得重视。正因为怀王的举棋不定，才导致了他在外交策略上对齐国和秦国的忽冷忽热。

比方说，怀王六年的时候，昭阳曾经率领楚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军攻取八座城池后，又移师攻打齐国。昭阳当时任楚国的令尹，已经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是楚国的大将军，领上柱国，又是最高军事长官。此时昭阳兵临城下，齐威王很是忧虑，派了一位叫陈轸的使者去见昭阳。陈轸拜见昭阳后就对他说：“按照楚国的法律，‘覆军杀将’，消灭敌军，杀死敌军将领，立下战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官爵呢？”昭阳回答说：“官职是上柱国，爵位是上执珪。”当时在楚国，将“珪”这种上圆下方的玉器赐给功臣，这种官爵就叫执珪。

陈轸又问：“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尊贵的职位呢？”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于是陈轸就说了：“令尹已经是最尊贵的官爵了，楚国总不可能有两个令尹吧？我给您打个比方吧，楚国有个祭祀的人，祭祀结束后赐给他的手下一卮酒。他的手下商量说：‘这卮酒一个人喝太多了，几个人喝又不够，不如我们都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完谁就可以喝这壶酒。’有一个人很快画好了，拿过酒壶一看，别人还差得远，于是他得意洋洋地说：‘我还有时间给蛇画上脚呢。’结果，蛇脚还没画完，另外一个人的蛇也画好了，一把夺过他的酒说：‘蛇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蛇添上脚呢？’您听这个故事，替蛇添上脚的人终于失去了本应该属于他的酒。现在您帮楚国攻打魏国，破军杀将，得了八座城池，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受损。现在您又要攻打齐国，齐王很害怕您，你的名气已经足够响亮了，您的官衔也已经是楚国的最高官衔了，就算您打胜了也不可能有更高爵位的奖赏了。可是如果您还不知足的话，万一吃了败仗，恐怕将来会自取灭亡，您的尊贵爵位也要让给别人了，这不就和画蛇添足一样了吗？”[36]

“画蛇添足”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昭阳听了这个故事觉得陈轸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撤军，与齐国结盟而去。

从这个故事看来，貌似昭阳是因为个人的加官晋爵而放弃了攻打齐国，但他作为一国之将领，仅因陈轸的三寸不烂之舌就放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这个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真正充分的理由应该是昭阳外交观念的转变，是因为昭阳意识到了联齐抗秦的重要性。

在楚国的这一段时期，昭阳为令尹，既是国相又统领军队，掌管了楚国的内政；作为后起之秀的屈原为左徒，官位仅次于昭阳，主管了楚国的法令和外交。如果这两个人的主张能得到怀王的支持，那么楚国的朝政可以说是相当稳固了。

因此，楚怀王与左徒屈原的这一次密谈，屈原的重点在于重申联齐抗秦的重要性，将左右摇摆的怀王争取到坚定的合纵抗秦路线上来，明确纵横政策对楚国的利弊。

所谓纵横，就是合纵和连横。当时秦国争霸天下的雄心世人皆知，秦国地处西方，其他六国地处秦国东方，南北向为“纵”，六大诸侯国为了保存自身，联盟抗秦的策略就称为“合纵”；东西方向为“横”，秦国的策略则是通过分别与东边各个诸侯国的结盟来瓦解六国的“合纵”，然后各个击破，这就是所谓的“连横”。战国时期，张仪是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是合纵的主张者。[37]

在屈原的启发下，怀王想起了父亲威王定下的抗秦政策。楚威王熊商曾说过：“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定下了合纵抗秦的基本国策。楚威王与其父楚宣王熊良夫在位的时候，正是号称楚国的“宣威盛世”；再往先祖辈追溯的话，楚庄王问鼎中原的英雄气概，楚康王礼贤下士的容人之量，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强国的魄力……祖辈这种种的文治武功当然是怀王十分仰慕并且渴望效仿的。在屈原的一番慷慨陈词后，楚怀王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屈卿，你说得对。现在楚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将秦国势力控制在函谷关以内，为楚国赢得宝贵的发展时机。屈卿，以后楚国的外交，寡人就交付给你了。”

看到怀王的决心如此之大，屈原不由得欣慰地长揖在地：“我王既有此决心，臣敢不鞠躬尽瘁！”

其次，在楚国内政上，屈原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因此，怀王与屈原密谈的第二大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变法是否可行。

战国时期各国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考验的是双方的实力，而国家的实力是否雄厚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实行变法。各国的变法经验一再证明：谁变法谁就强大，谁因循守旧谁就会衰落。

屈原从小就关心历史和政治，各个诸侯国的兴衰史在他的头脑中就是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而在各国的变法历史中，对屈原影响最大的有两家：一是秦国商鞅的变法；一是本国，也就是楚国吴起的变法。

商鞅，姓公孙，叫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人，又称卫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孝公用卫鞅为相，在秦国实行变法，并封之于商地，号为“商君”。[38]

秦孝公在位期间，放手让商鞅治理秦国，对商鞅的为人为政均深信不疑。由于秦孝公对商鞅知己般的信任，商鞅得以在秦国尽情施展自己的智慧。他主持变法约二十年，“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为太子求情者众多，商鞅却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又对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割鼻之刑。经过商鞅变法，原本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落后的秦国被治理得“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39]，秦国一跃为公认的头号强国。以至于秦孝公临终的时候，还希望传位给商鞅，以确保秦国的强大，商鞅却坚辞不受。

秦孝公之后的几代君王，一直到始皇帝嬴政，都沿用商鞅的法制治理秦国。严刑峻法虽然为秦国带来了“虎狼之秦”的名号，但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老百姓的富足守法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在各国此起彼伏的变法运动中，对屈原影响最直接的当属吴起在楚国的变法。

吴起原本也是卫国人，曾先后在鲁国和魏国为将，善于带兵打仗，被视为兵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鲁国的时候曾率军击退过齐国的进攻，在魏国又屡次击败秦国，成就了魏文侯的霸业，后来因被人嫉妒陷害而逃到楚国。

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的贤名，他一来便委任他为相，厉行变法。吴起变法的首要目的也在于强兵富国，因此，他限制贵族的利益，强力整顿吏治。吴起相楚期间，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南边平定了百越，向北兼并了陈国、蔡国，控制了韩国、赵国、魏国的势力范围，还向西征伐了秦国，对诸侯各国具有无比的震慑力。吴起变法为后来的“宣威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