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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鸷鸟不群屈原联齐六国合纵（第2页）

听到这里，齐宣王的双眼似乎放射出异彩。屈原见此，不失时机地提高声调：“臣闻贵国有诗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44]齐国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日出东方，鸡鸣不已，朝堂之上贤士齐聚，政治清明，国力昌盛，”屈原稍微顿了一顿，声如洪钟地说出了堪称点睛之笔的最后一句，“以齐国之强大，以大王之英武，难道甘愿臣服于秦国的**威之下、俯首帖耳侍奉虎狼之秦吗？”

齐宣王一拍面前的案几：“先生所言，真是句句锥心，金玉良言啊！寡人将举国以从，纵约之事，听凭先生安排！”

屈原心内长吁一口气，深深一拜：“大王圣明，臣敢不鞠躬尽瘁！”

朝廷论辩之后，齐宣王设宴款待了这位来自异域的青年使臣。因为此行的主要外交使命已经完成，屈原的心态放松了，他个性中那种纵情率性的部分又充分释放出来。觥筹交错间，他和齐宣王以及他身边的文学侍从们纵论孔孟之道、墨家理论、法家思想……齐国君臣一直以文明礼仪之邦自居，对来自“蛮夷”之地的楚国使者本来颇有些瞧不起，却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屈原，不仅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对当前的学术思潮也有深厚的研究，而且气度雍容，文采飞扬，很有贵族气质，令人刮目相看。看来，真是山外有山啊！

屈原此番出使齐国，可谓大获全胜，不仅和齐国结盟而归，而且齐宣王还答应他，将与他一起号召六国再度合纵。屈原马不停蹄返回楚国之后，怀王立即召见了他。

当屈原一路小跑趋入朝堂的时候，怀王也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挽住他的胳膊，爽朗地笑着说：“屈卿果然不辱使命啊！”

屈原一躬身：“全仗大王英明！齐国已承诺结盟，六国合纵指日可待啊，大王！”

怀王笑呵呵地说：“快，屈卿，把你面见齐王君臣的情况细细说来。”

可想而知，屈原此次归来，与怀王又是一番痛痛快快彻夜畅谈。

公元前318年，也就是楚怀王十一年，齐、韩、赵、魏、燕五大诸侯国与楚国正式结盟，并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45]

合纵成功，最激动的当然是楚怀王。他的先祖楚庄王是声威赫赫的春秋五霸之一，父亲楚威王和祖父楚宣王也都是一代英主，开创了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而他自己即位十余年，表现一直平平淡淡，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功绩。如今，六国合纵，自己担任盟主，正可以高调炫耀一下，既可告慰先祖，也可向臣民百姓尤其是六国君主展示一下楚国的国威。一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激动万分。那么，不妨大胆地设想：激动的楚怀王再次召来屈原，命令他好好筹划结盟典礼。

屈原本来就是一个满脑子浪漫理想的诗人，他对实施楚怀王的这一旨意投入了极大的**。要知道，此时的楚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都堪与中原各国比肩，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要超过其他各国。

疆域之辽阔不用说了，先说说经济实力吧。楚国经过历代君主的开垦经营，从当年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如今富饶美丽的山川水泽之乡。据历史记载，到战国时期，楚国已经是“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46]。这就是说，楚国土地宽广，物产富饶，人民主要以耕地、渔猎和伐木为生，瓜果水产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百姓衣食富足，安居乐业。

战国时期楚国也是出产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青铜器则足以代表当时青铜器冶炼的最高水平，楚国还是唯一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国家，而当时其他诸侯都是用铜作货币的。至于楚国漆器、纺织品之精美更是为中原各国所望尘莫及，这一点从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楚国文物都可以看出来。“1982年，考古学家曾经在湖北江陵出土过大批精美的丝织品，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年轻考古工作者后来说，看到那幅绚丽的绣着蟠龙飞凤的浅黄绢衾，看到那袭淡雅的素纱锦袍，他的心中充满了惊讶与狂喜，以至于在那一瞬间他如同受到了电击一般。那些薄如蝉翼的丝绸，无论是蚕丝的质量、织造的工艺，还是花纹的设计，都不输于当今的最高水平。而这些丝绸的主人，还只是当时楚国一位中等人家的女子。”[47]楚国物质基础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说文化艺术的差异。黄河流域的中原各国文明成熟比较早，由于对自然、对土地的认识不断进步，上古先民迷信巫术，敬畏鬼神的宗教思想逐渐减弱，转而更为推崇现实中的人伦关系。意识形态上则从殷商时期的“先鬼而后礼”的思想转变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换言之，西周以后的统治者虽然也还会祭祀先祖和鬼神，但那主要是作为一种仪式存在，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迷信和依赖鬼神。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反映到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上，则是重视现实生活，而淡化宗教意识。例如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因此我们看主要产生、成熟在黄河流域的《诗经》[48]，其题材内容涉及爱情、亲情、友情、君臣之情、农业、政治、战争、悼亡、史诗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囊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绝少提到神话故事或宗教信仰。因此，《诗经》可以说是中原重现实人伦、轻鬼神宗教思想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

与此同时，西周时期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也趋于成熟。君臣、父子、夫妻的种种人伦关系都被纳入严格的等级秩序中，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言行都应遵循“礼”的规范。例如臣子可以对天子或君王的政治措施有所建议或劝谏，但语言的方式应该是含蓄而委婉的，不能太过直露激切，以免有以下犯上的僭越之嫌。孔子对人的要求即有“克己复礼”之说，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这也是“礼”治思想走向成熟的反映。

这种思维方式上对“礼”的秩序的遵从，反映到文学艺术上，则是文艺风格在整体上趋于中庸、平和，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文学艺术中的情感抒发也应该有所节制，不能太过激烈，更不能僭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

仍然以《诗经》为例，《诗经》中的诗篇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温柔敦厚、含蓄委婉的气质，情感较为节制，语言意象也比较含蓄，很少出现特别激烈的言辞或是特别“出格”的想象。可以从中看出，在中原人的观念中，中正平和是最理想的文艺境界。

中原文化的这些特点，博览群书又有过丰富外交经验的屈原自然了如指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因此楚国人对《诗经》也很熟悉，在外交场合能和中原人一样随时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抒情达意，应对如流，屈原自然也不例外。作为土生土长的楚国人，屈原一方面很欣赏中原文化的文质彬彬，一方面又对独具个性魅力的楚国文化充满骄傲。因此，他也很想借六国合纵的盛大典礼充分展示出楚国文化的魅力。在这一点上，楚怀王和他的想法又是不谋而合了！

那么，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有这么一个字可以概括楚国文化的特点，那就是“炫”！

如果说，中原的文化是低调的含蓄，那么，楚国的文化则是高调的炫目。

“炫”的第一个方面，是楚国文学艺术的浪漫和华丽。楚国的音乐也好，美术也好，诗歌也好，往往追求色彩艳丽绚烂，音调变化丰富多彩，辞藻浪漫华美，情感摇**动人。总之，楚国的艺术是要将对美的追求渲染到极致，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含蓄节制、温厚和平就颇为不同。例如，在今天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楚国的编钟，具备五个半八度，而当时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之内，可见楚国音乐音域之宽广远远超过北方音乐，其发达程度至今仍令人怀想不已。

“炫”的第二个方面，是楚国文艺的想象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如果说中原文学的代表《诗经》主要在描写现实生活的种种状况，抒发日常的种种情感，那么楚国的文学以楚辞为代表，则是天上地下、神话传说、神灵鬼魂都将炫丽登场，展现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中原的宗教意识已经逐渐淡化的时候，楚地的巫术色彩依然相当浓郁，那些巫师巫女们，常常穿戴着华美的服饰活跃在各个祭祀的舞台上，扮演着形形色色的神仙鬼怪。

以爱情为例，《诗经》里面也有很多动人的爱情篇章，不过那些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楚辞的诗篇往往演绎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神仙与神仙、神仙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完全摆脱了现实的牢笼。这一点，楚国的文学艺术与西方的神话还颇有些相似之处。而且，楚国这些充满浪漫想象的歌舞，与其说是为了祭祀的巫术活动，还不如说同时是为了娱乐那些观看表演的王室贵族或者民间百姓。

“炫”的第三个方面，是楚国人的个性张扬高调。中原人的思维意识已经基本遵循成熟的“礼”的规范，而楚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像中原那么完善。当中原人已经习惯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之后，楚国的贵族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这种相对独立的势力，一方面可能不大利于君主集权，但另一方面则保留了楚人个性中的那种独立与桀骜不驯，使楚国人不像中原人那样屈服于集体主义，而是个体意识高度张扬。屈原个性的浪漫不羁，当然也是楚国这样的文化氛围长期熏陶的结果。屈原曾在《离骚》中极其高调地宣称：“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意思就是说，我是一只凶猛的大鸟，和那些小鸟小雀儿就是不一样，我生来就是独立不群的，世世代代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性格了。

像屈原一样个性豪放不羁的楚国人可不止他一个。同样是楚国人的庄子不也曾经说过：那些叽叽喳喳、鼠目寸光的小虫子小鸟儿，又岂能理解大鹏展翅的自由与高傲！[49]

既然楚国文化具有和中原文化如此巨大的差异，屈原对于整个合纵大典的策划，就在一个“炫”字上下足了功夫，他的一切努力，就是力图要炫出楚国最动人最有气势的那一面。

那么，以楚怀王为盟主的合纵大典，将会上演怎样令人期待的精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