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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灵修数化怀王绝齐秦楚交锋(第1页)

第八章 灵修数化——怀王绝齐,秦楚交锋

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破坏齐楚联盟,两番交手后,屈原最终没能抵挡住张仪明里暗里的外交攻势,不仅怀王身边的宠妃、幸臣都被张仪重金收买,怀王自己也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决定与齐国绝交,与秦国结为盟友。

屈原和张仪这一番交手的失败,反映到楚国的政治上,最主要的表现是怀王外交态度的变化。对于怀王的变化,屈原曾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灵修数化”。数,就是屡次的意思。屈原常在其作品尤其是《离骚》中用“灵修”代指楚怀王。“数化”则是屡次变化,反复无常之意。至于屈原为什么用“灵修”来代指君王,历代学者说法不一。[85]灵,有神明之意,修,也有修饰、美好的意思。屈原曾在《山鬼》一诗中用“灵修”来代表山鬼心中最美好的恋人形象,而在《离骚》中则用这个神明、美好的形象来象征他对明君的理想,可见屈原对君王寄予的厚望。然而,怀王当得起屈原的这一番厚望吗?“灵修数化”,通俗地说就是怀王善变的意思。那么,怀王的善变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怀王曾经无条件信任屈原、支持他厉行变法,并且彼此承诺绝不泄露秘密。然而君王的承诺却经不起别人的几句谣言陷害,害怕臣子功高震主是许多帝王的通病,怀王也不例外。偏信一面之词,缺乏主见,是“灵修数化”的表现之一。

“灵修数化”的表现之二,是怀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左右摇摆。当然,一个国家应该与谁结盟、与谁对抗,是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决定的。然而,从当时形势来看,无疑秦国才是对楚国威胁最大的敌人。秦国实施“远交近攻”的霸主策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如此浅显的道理,怀王却不明白。张仪只不过口头承诺一下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小恩小惠,怀王就被迷惑得晕头转向,一头钻进了秦国所设的圈套。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性格善变,缺乏主见也许算不上什么大毛病;但作为一国之君,若没有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轻易被旁人所左右,那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楚王的善变,其实不光是屈原感同身受,连当时各诸侯国以及战国名士们都很了解,“人皆言楚之善变也”[86]。张仪正是利用了怀王的这一性格弱点,轻而易举地让怀王改变了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倒向了秦国这一边。

对于屈原个人而言,“灵修数化”不仅仅表现在怀王内政、外交两方面的改变,还表现在怀王对屈原态度的剧变:从最初知己般的信任,到后来轻信众人之谗言,“怒而疏屈平”,甚至对屈原的直言进谏还表示出厌恶。怀王这一系列反复无常的变化,让屈原痛心疾首。

然而,让屈原更为痛心的是,“数化”的不只是“灵修”,怀王的善变还影响到了与楚国朝政关系密切的一批青年贵族。所谓上行下效,在那样的时代,君王的好恶,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风气。如果君王本身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明君,那么,贤臣自然会聚集在他的身边,这样的良性氛围也会熏陶到本性纯良的青年。

君王左右国家风气的力量,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被充分认识到了。《战国策》中就记载了有关楚怀王父亲楚威王的一个小故事:

楚威王有一次和他的臣子莫敖子华聊天,谈到自古以来的贤臣、忠臣,不由得感叹道:“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心忧国忧民的贤臣呢?”子华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还引用了一个关于楚灵王的典故来说明这一点:“当年楚国先王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身,所以楚国的士子们都拼命节食,以至于要扶着别的东西才能站立,要靠着车轼才能起身。饮食是人的基本欲望,可是那些人却能强忍着不吃饭;死亡是最让人恐惧的,可那些人为了瘦身竟然连饿死都不怕。我听说,如果一国之君喜欢射箭,那他的臣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收集射箭的工具。如果大王不喜欢那就罢了,只要君王真的喜爱贤臣,他的身边何愁不会贤臣云集啊!”[87]

所谓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死,君王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一个国家的风气,因此古人只能将美好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明君贤臣的追求上。屈原也只能如此。所谓明君,无须一定将明君之“明”拔到“圣明”“神明”那么高,其实君王只要足够“明白”就好,也就是头脑清醒、能够明辨是非。然而,怀王显然不是屈原期待中的明君。虽然,也不能就这样说怀王是昏君,但他确实有弱点:贪图美色、贪图小利并且缺乏主见。尤其是他的冲动善变,更是作为一国之君的致命弱点。

怀王的善变,除了表现在内政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对屈原个人态度的忽冷忽热上,对楚国内部的政治风气也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众芳芜秽”。

从字面上看,“众芳”是指众多的芳草,芜秽就是说这些香花香草沾染上了世俗的污秽,还没等成熟就中途凋零了,变质了、变脏了、变臭了。其实这里是屈原再一次运用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众芳”,象征的是楚国王室的青年弟子,“众芳芜秽”则是比喻这些青年弟子的变质、变节。

怀王的善变,可以说是导致青年子弟变节的直接原因之一。而这些青年子弟,本来是屈原一直以来在苦心培养的楚国未来的人才。

如前所述,怀王因受到上官大夫、郑袖等人的谗言欺骗,一怒之下疏远了屈原。很可能就是在此时,屈原由左徒改任三闾大夫之职。

三闾大夫虽然不如左徒那样能够掌控内政和外交的大权,但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是为楚国王室培养贵族子弟,尤其是与楚王同姓的屈、景、昭三大王族。上文曾提到过,三闾大夫这一官职大约有点类似于后代王朝中的礼部尚书。当然,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与后代王朝并不完全等同,单就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能而言,三闾大夫所主管的部门大概也包含了类似于后代王朝中的国子监,承担着培养和选拔国家顶尖后备人才的任务。

因此,转任三闾大夫的屈原,虽然已被怀王疏远、冷淡,他的屡次直言进谏不但没有改变怀王的决定,甚至还让怀王更加厌恶他,但以屈原的个性,无论怀王如何对待他个人,他对国家的公心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所以,备受冷淡和折磨的屈原,仍然一心扑到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上。那么,在为楚国培育后备人才方面,屈原又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的呢?

在长篇巨著《离骚》中,屈原运用“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描述了他对于贵族子弟的悉心培养。诗云: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现在人们常常把老师比作是辛勤的园丁,而把学生比作是祖国的花朵。其实这样的比喻还是屈原开创的。他将悉心培育的“学生”比作是芬芳无比的各种植物: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等等,这些都是楚地盛产的香草。畹和亩都是表示土地面积的量词,九畹、百亩自然都是泛指面积之大,因此这几句诗都是形容屈原培育人才之多,就像宽敞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类鲜花香草。滋、树、畦、杂在此都是作动词用,都是种植、培养的意思,“杂”更有穿插、交叉种植不同品种的香草之意。

屈原自比为辛勤的园丁,在他的“花园”里不辞劳苦地耕作着,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他希望辛苦栽培的这些香花香草能够枝叶繁茂,茁壮成长,“愿俟时乎吾将刈”,等到他们都长大成材的时候,他将满怀欣慰地把他们收割下来。有这样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才的崛起,楚国何愁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既然屈原如此尽心尽力地承担着“园丁”的职责,种下了满园的香花香草,看到鲜花盛开,闻到香气芬芳,他应该感到满足、感到欣慰才是,却为何仍然感到郁闷呢?

答案就是这四个字:“众芳芜秽”。

既然屈原将自己比作园丁,他培养的学生是花朵,本来他是希望花朵盛开,结出丰硕的果实的,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众芳芜秽”,这些花草还没来得及盛开就中途凋零了、甚至腐烂了。

在《离骚》中有这么几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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