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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上下求索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第1页）

第十一章　上下求索（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屈原因为屡次力阻怀王背齐联秦，怀王实在忍受不了屈原的“固执”，盛怒之下放逐了屈原。伟大的苦难往往成就伟大的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109]，被放逐的屈原，就经历着这样的苦难，而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也成就于这样的苦难之中。这就是《离骚》。

《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长诗，因此诗中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出现，诗人自称“朕”“吾”或者“余”，都是“我”的意思，诗篇反映的也是屈原真实而强烈的情感经历。

关于屈原为什么以《离骚》为诗名，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骚”是忧愁的意思，“离骚”即离别的忧愁。[110]屈原因为被怀王放逐，因而产生离别的深深痛苦。另一种则认为“离”应该解释为“罹”，也就是“遭遇”，“离骚”即遭遇忧患而写下的诗篇。[111]

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以后，有人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离骚》是屈原被楚怀王的儿子、继位的顷襄王放逐以后的作品。[112]无论《离骚》作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骚者，忧也，它一定是屈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遭遇了楚王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的忧愁积聚而喷发出来抒发痛苦的诗篇。

那么，《离骚》为什么会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呢？

首先，从文学体裁的意义而言，屈原利用楚国特有的语言、音乐等文化基础，创造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特色。屈原的《离骚》则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水准，因此楚辞体又被称为“骚体”，与代表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诗经》并称“**”，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而从思想的意义而言，《离骚》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当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屈原的爱国思想。不过，“爱国”也有可能是后人结合屈原的生平经历和他的楚辞作品，解读出来的精神意义。仅就《离骚》而言，最主要的核心思想还是这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离骚》中最著名的诗句，“上下求索”的精神，代表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濒临人生绝境的苦难中，仍不放弃追求真理和理想的执着。

梁启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启超对屈原评价如此之高，甚至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具备欣赏楚辞的能力，必须具备理解屈原的能力，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可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说：《离骚》太难读懂了啊！

确实，《离骚》作为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一共有373句，2490个字。篇幅长不说，诗句也很长。它不像《诗经》的四言体那么容易读，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简单，朗朗上口。可是《离骚》都是长句子，而且还参差不齐，比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七言句，《离骚》是以七言为主的诗歌；再比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就分别是八言、七言句。这还不算，《离骚》中出现了大量楚国方言、楚国物产，人们不太熟悉，再加上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语言变化很大，初读上去，那么多生僻字，那么长的句子，确实让人有些望而却步。

不过，其实《离骚》也没那么难。这首诗虽然有两千多字，篇幅很长，其中蕴含的思想也极其丰富和复杂，可是核心思想只有一个——“上下求索”。既然《离骚》反映的是屈原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那么只要把握了屈原追求的思路和目标，《离骚》就不难读了。

不妨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理解《离骚》，这就是屈原赋予诗篇主人公的一个理想、两层身份、三种情感和四次穿越。

一个理想

梁启超说过屈原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极高寒的理想，其二是极热烈的感情。在《离骚》中，“极高寒的理想”被落到了实处，那就是屈原希望在楚国付诸实施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政治理想内涵当然是很丰富的，包括变法强兵等诸多内容，但所有的内容中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离骚》中假托一位巫师的话揭示出来的中心思想：“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两美”就是指的明君和贤臣。所谓“两美必合”，正是屈原美政理想的中心内容——明君和贤臣的遇合，是明君和贤臣的彼此欣赏、彼此信任。只有君臣齐心，所有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措施才能得以实施。

很显然，在屈原理想的“两美”中，他首先自信自己是美好的一方，是忠诚于国家的贤臣。“两美”中的一美，屈原已经具备了。那么他到底有多美呢？《离骚》中这样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屈原说自己拥有与生俱来的“内美”，这是指他的出身美好，血统高贵。《离骚》一开篇，屈原就充满自豪地宣告了他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他是黄帝的子孙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是芈姓的楚国王室宗亲，是楚国的主人，而且他还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最吉祥的日子，这便是屈原具备的“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纷”，是盛多的样子。也就是说，屈原天赋的美好资质如此之多，可他并没有自我陶醉，而是不断培养着后天的修养：“又重之以修能”。重，就是增加、增添的意思。修能，美好而特殊的才能、品质。这说明他没有满足于出身的高贵，而是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着对美的追求。

屈原紧接着用两句诗来说明自己对美的执着：“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然，这又是屈原惯用的香草的象征手法：江离（即川芎）、辟芷（即幽兰）、秋兰均是楚地常见的香草，“扈”是披着的意思，“纫”则为连结之意。“我”身上披着江离与白芷，用兰草结为配饰。字面上来看，屈原似乎是在说他把自己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实际上这里并不是指外表的修饰，这些香草象征的是屈原修身的美好品德。可见，他没有停留于对高贵出身的沾沾自喜，而是如此认真而执着地追求着美好的人格品性。这类以香草象征美德的创作手法，在《离骚》中比比皆是。再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芰荷（荷花）为衣，以芙蓉为裳（裙），也正是屈原以鲜花香草象征德行的美好。

既然屈原已经符合了“两美”中贤臣的理想，那么，另一方——明君呢？

很显然，当政的楚怀王并非屈原理想中的明君。这正是屈原理想受到挫折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屈原不得不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得不进行艰难追寻的根本原因。

有的人，在理想暂时受到挫折的时候，会选择屈从于现实；有的人却选择坚守理想不放弃。屈原，就是后一种人。不放弃，这是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动力。他始终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坚持着他的“美”，那么世界如此之博大，一定会有人能够欣赏他的美，懂得他所坚持的忠诚：“孰信修而慕之？”信，是确实、真正的意思，修，修饰美好。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那个真正美好的明君，他也同样在倾慕、寻求像自己这样美好的贤臣呢？

“两美必合”，以明君贤臣为代表的美好政治，这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坚持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屈原所执着的人生信仰。那这样的理想境界，到底是屈原的空想还是现实中有可能实现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历史发展到屈原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出现过许多明君与贤臣相得益彰的事实，例如屈原特别追慕的尧舜时代：“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光明正大、善举贤能的明君，他们已经遵循正确的法度而找到了治理国家的康庄大道。

即便在楚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明君贤臣的著名例子，比如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这两句：“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这里的“三后”到底是指谁，学术界有不同说法[113]，较为可信的说法是，“三后”指的是楚国历史上三位善于举贤授能的君王。第一位是楚庄王，任用伍举等贤才数百人，创下了问鼎中原的霸业；第二位是楚康王，史载楚康王“能官人”，也就是说能任用贤人为官，国力强盛；第三位为楚悼王，大胆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楚国开疆拓土，一时令诸侯望而生畏。当然楚国历史上的明君还不止这三位，怀王的祖父楚宣王和父亲楚威王开创了“宣威盛世”，那个时候，楚国与秦、齐三足鼎立，是诸侯不敢小觑的大国、强国。

正因为有了这些楚国先君的纯正无私、心胸开阔、主政清明，他们治理的国家才能够成为“众芳之所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贤才云集。

因此，屈原理想的“两美必合”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先例。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坚定，不愿放弃他的理想。虽然明君难求，屈原还是心甘情愿展开漫长而艰难的“求索”历程。

两层身份

明确了理想，接下来就是对理想的追寻了。在《离骚》中，屈原主要是通过两层身份来实施他的理想追求的。这两层身份一是男性身份，二是女性身份。

很多读《离骚》的人都对诗中主人公的性别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诗中，主人公一会儿似乎是男性，一会儿似乎又变成了女性。《离骚》既然是屈原自传性长诗，那么整首诗是以男性身份为主体来进行叙述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其中确实也夹杂着不少以女性身份来抒发的情感。比如这两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余”，也就是“我”，“我”是一位美貌贤德的女子，却遭到了别的女人的嫉妒和陷害，这就是典型的女性口吻了。

既然《离骚》中屈原有时会“化身”为女性，导致诗中的主人公似乎呈现出“性别错乱”，那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交叉出现，并非屈原的性别意识错乱，而是要体现主人公不同的抒情基调。也就是说，不同的性别身份对应了不同的抒情主体意识。《离骚》中以男性身份为主体，对应的是忠诚于楚国的主人翁意识。

屈原既然一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说明他有极强烈的身份意识：他是楚国正宗的王室后代，因此他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楚国朝廷中谋取功名的臣子；他认为自己和楚王一样，都是楚国的主人，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起楚国命运的兴亡盛衰。他在诗篇中处处流露出对楚王的忠诚，其实他真正忠诚的是自己的国家。当表现楚国的主人身份意识时，屈原采用了现实的男性口吻来抒情。

至于诗中屈原自比为女性的抒情身份，则是对应忠诚于楚王的臣子意识。在现实中，屈原是双重身份：他既是楚国的主人，可同时也是楚王的臣子，正是这双重身份影响了《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性别意识。

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任何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是一言九鼎的一家之主，在单位却可能是必须听命于上司的职员；他既可能是习惯了以命令口吻说话的领导，同时也可能是恋人身边一只温顺的“小猫”……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身份意识必然带来不同的处事方式和说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