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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第2页）

宋朝的士大夫多有收藏古器、名家书画的喜好，如苏轼的朋友王晋卿，热衷于“藏古今法书名画，常以古人所画山水置于几案、屋壁间，以为胜玩”；苏轼的另一位朋友米芾，也是“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

这些士大夫的厅堂房阁，往往都挂有名家书画；每遇雅集、文会、博古之时，亦会展挂出自己平日收藏的名画，供文友鉴赏。这个过程就叫作“挂画”。你若以为挂画只是将一幅图画张挂起来，谁人不会？那便是望文生义了。其实挂画的学问大着哩，宋人赵希鹄著《洞天清录》，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了挂画的学问：

“择画之名笔，一室止可三四轴，观玩三五日别易名笔。则诸轴皆见风日，决不蒸湿。又轮次挂之，则不惹尘埃。时易一二家，则看之不厌。然须得谨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细意卷舒，出纳之日，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画面，切不可用棕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脑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莱笺耳。窗牖必油纸糊，户常垂帘。一画前，必设一小案以护之。案上勿设障面之物，止宜香炉、琴、砚。极暑则室中必蒸热，不宜挂壁。大寒于室中渐着小火，然如二月天气候，挂之不妨，然遇寒必入匣，恐冻损。”

——不简单吧？不过你也别以为挂画只有大富大贵之家才玩得起。其实市井人家亦有机会挂画。当时开封、杭州等大都市都设有一种叫作“四司六局”的商业性服务机构，专门替士庶人家办理宴席、接待宾客：“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皆可办也。”这个“四司六局”替你办的事情，可不仅仅是烧几桌菜，它下设的“帐设司”可以将屏风、绣额、书画等名贵物品租赁给你暂用，“排办局”则专门帮你挂画、插花，将宴会环境布置成士大夫雅集的模样。总而言之，只要你掏一点钱雇佣“四司六局”，它就能够将一场吃吃喝喝的宴会办得非常“高大上”，既有鲜花点缀，又有名家书画可鉴赏。

南宋杭州的食店、茶坊、酒楼也有挂画的风尚，这是从北宋汴京传下来的审美习惯。耐得翁《都城纪胜》载，“（杭城）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吴自牧《梦粱录》亦说，“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你到这些茶坊喝一碗茶汤，便可以欣赏到收藏界的珍品——名家书画。

插花

宋朝是中国插花史上的鼎盛期，插花作为一种生活装饰品，广泛出现在不同阶层的宋朝家庭中。宋代之前，虽然也有插花艺术，但一般只流行于宫廷与贵族家庭，或表现为佛堂供花。到了宋代，插花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时尚，深入到寻常百姓家。今天比较追求生活情趣的市民、白领、小资，经常会买一束鲜花回家，插在花瓶中，装饰生活。宋人也是这样。

赵宋皇室与政府部门无疑是宋朝插花潮流的引导者。每逢花季，南宋杭州后苑都要装点一新，用名贵的器皿簇插牡丹等鲜花，陈列于宫禁，供人观赏。洛阳是北宋时著名的花都，牡丹盛开之时，地方政府要举办“万花会”（插花展览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另一个城市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花开之季，扬州太守也会办“万花会”。

风雅的士大夫更是以插花为尚，许多首宋诗都写到宋朝士大夫的插花时尚，如高翥的《春日杂兴》：“多插瓶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苏辙的《戏题**》：“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有些文人出游，还要携带着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宋　姚月华《胆瓶花卉图》

寻常人家也热爱插花，比如在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其实“好花”不仅是“洛阳之俗”，宋人都喜欢在家中摆放一瓶鲜花点缀生活。特别是五月端午节，更是家家户户皆插鲜花，“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端午日仍前供养”。

宋代插花时尚的流行，催生出高超的插花技艺。你去看看南宋画师李嵩的《花篮图》，便可以真切地领略到宋人精妙的插花艺术与精致的审美情趣。《花篮图》有春夏秋冬四幅，其中《夏花篮图》中的插花作品，以夏天盛放的大朵蜀葵作为主花，栀子花、石榴花、含笑、萱草为配花，衬绕于旁边。《冬花篮图》中的插花作品，以带叶的大红山茶为主花，配上绿萼梅、白水仙、腊梅、瑞香等冬季花卉、绿叶，主次相从。竹篮也编织得非常精巧，与花卉相得益彰。整个插花组合看起来相当惊艳。（此处参考了网友“加斯列莫夫”先生《关于李嵩款《花篮图页》的一点推想》）

雅与俗

为什么宋朝会形成这样一种雅俗兼资的生活时尚与审美风尚呢？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正好在宋代，有两个群体都发育成为基数庞大的社会阶层，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平民士大夫群体与市民群体。

宋代之前，门阀制度犹存，政治—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世族手里，通过科举制度脱颖而出的平民士大夫数目有限。由于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壁垒，贵族圈子内的高雅审美无法与社会大众的世俗化审美发生碰撞与交流，所以不管是插花，还是焚香，除了寺院，基本上都是贵族在玩。

历史进入宋代之后，贵族制度完全解体，门阀世家消失，大量平民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崛起于市井、田亩间。隋唐时虽说已经推行科举制，但取士之数目有限，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已。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至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这个数目巨大的平民士大夫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般都拥有闲适的生活，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追求雅致的品位，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雅文化的引领者。

与此同时，宋朝社会又开始生成了市民阶层。我们知道，宋朝的城市商业很繁荣，你展开《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开封城内商铺林立，街道两边都是酒楼茶舍、饭店客邸，以及各种小吃店、小摊、修车铺、解库（银行）、书棚、香药铺、布帛铺、医馆，等等。繁华的城市商业可以吸纳数量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中安身立足，成为市民群体之一员。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朝代，学者的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因为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宋朝出现了独立的城市户口，当时称为“坊郭户”，与“乡村户”相对。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士绅、商人、小商贩、城市手工业者、雇佣工、一般居民，都计入坊郭户。坊郭户的出现，显示了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当中。

这个市民群体有着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还有基本的文化消费能力，他们喜欢追随社会精英阶层的审美情趣，加入士大夫引领的生活风尚之中。于是，文人雅士间热衷于挂画、点茶、插花、烧香，寻常市民也跟着玩起了四般雅事。

一个社会，如果雅文化能够接纳俗文化，俗文化能够融入雅文化，雅俗兼资，这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就不会变得非常粗鄙。可惜的是，宋朝兴起的挂画、点茶、插花、烧香四雅事，在宋亡之后都渐渐式微、没落了。倒是这四雅事中的点茶、插花、烧香传到日本，发展成日本人的茶道、花道、香道，算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