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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辑（第2页）

隋唐之时，门阀制度尚有遗存，政治几乎为世族垄断，社会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门第壁垒。这一门阀制度遗存在科举中也有体现，比如世家子弟占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与人脉资源，可以通过“公荐”获得主考官的照顾，因此，寒门子弟借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存在，但不可高估。

赵宋立国后，有意在科举考试中抑制世家子弟。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开科，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说：“闻陶谷不能训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复试，陶邴在复试时成绩及格，才被录取。之后宋朝立下了一条原则：“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雍熙二年（985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从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均在科考中名入上等，但殿试时，宋太宗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俱罢之，将名次让给寒门子弟。此举看似对“势家”不公，但从化解阶层固化的角度看，却体现了一种“矫正的平等”——类似道理，可参考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立“贡士庄”与“贡士库”，资助参加科考的当地士子。贡士庄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田放租，以田租为基金，给当地赴考的读书人提供经济资助。贡士库则是地方政府拨出若干公款，成立一只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于投资解库（相当于钱庄），再以放贷收取的利息资助应考的当地士子。

贫家子弟参加科考的经费有了着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话才有变现的可能性。

宋朝进士出寒门

其三，宋代取士的规模远超隋唐时期，寒门子弟被录取的机会也更大。

隋朝时的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唐朝也是如此，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且，由于允许“公荐”，这寥寥可数的一二十个录取名额，也多数被世家子弟占据。研究者对《旧唐书》记载之人物的出身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旧唐书》所载从唐肃宗到唐代末年之间的人物，大约有将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于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辅的家世作比较，两者的比例更加悬殊（80%：7%）。”（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这一情况到了宋代就扭转过来了。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至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从南宋宝祐四年的《登科录》来看：当年录取了601名进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研究者还发现：“《宋史》列传中的北宋人物，出身于高官家庭的不过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于布衣的则超过二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辅的出身来作统计，情况也大体相似。而布衣官员入仕的途径，在北宋初期以科举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过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过五分之四。”（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第九讲“社会流动及其局限”）

范仲淹的“人生小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唐宋变革”历史背景下，一名生活在宋朝的寒门子弟，才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制度通道，被选拔进政府，乃至晋升为政府领袖——宰相。

后来成为宰相的北宋杜衍，自幼丧父，母亲改嫁钱氏，少年时投奔母亲，却不容于继父，生活非常落魄，以帮人抄书为生。官至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是四岁时失去父亲，“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荻草在地上练习写字。

杜衍、欧阳修的朋友范仲淹，也是一位寒门子弟，出身寒微，两岁丧父，之后随母亲改嫁朱氏，从苏州吴县迁至山东长山县。所以现在有两个地方都宣称是“范仲淹故里”，一是江南的苏州，一是山东的淄州。

长山朱家算是殷实之家，但少年范仲淹过的却是清苦日子。他在山寺读书，每日饮食都是咸菜就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稍后，范仲淹求学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也是以稀粥为食，“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范仲淹从未对未来失去信心。他十六岁时便立下一个“人生小目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立志从医的人生理想比较寻常，我读中学时的几个小伙伴，今天都当上医生了。而立志成为良相，那就不简单了，首先你得成为一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一个寒门子弟，又没有朝中大人物做靠山，居然放言要问鼎相位，这不是白日梦吗？如果范仲淹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时期，他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誓言，大概会被同窗传为笑话。如果他生活在世族制度犹存的隋唐，当上宰相的机会也微乎其微，近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在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宋代，没有人敢取笑范仲淹的“人生小目标”。

公元1015年，北宋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一条尽头便是相位的通道。至于能不能走到尽头，就看他的造化与能力了。入仕之初，范仲淹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军，今在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即州一级政府的司法官。这个经历，跟祁同伟有点接近，都是被下放到偏远地方当司法官员。

之后，范仲淹当过知县、书院教习、州通判、知州，还在陕西领过兵，跟西夏人打过仗，论人生的剽悍，范夫子远胜于祁厅长。1043年，即庆历三年，五十五岁的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领导“庆历新政”。宋朝的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不妨说，范氏庶几实现了拜相的人生目标。

从少年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梦想，我们可以看到宋朝读书人对于社会上升通道的信心；范仲淹的仕途经历也让我们相信，那个时候的社会上升通道确实是值得信任的。

而这一社会上升通道的维持，主要便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实行。

元朝时科举式微，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继续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制度通道。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发现，从明代至清代，虽然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渐减的趋势，但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说，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

遗憾的是，由于从朱元璋时代开始，朝廷偏好以僵化的“八股文”取士，以至于选拔出来的官员，对“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及至获授官职，治理一方之政时，却“懵然于中而无以应”。特别是晚清之时，局势大变，这种庸碌的官员更是难以适应近代化的挑战，导致科举制度无辜受累，遂于1905年被清政府宣布废止。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宣告结束，但历史似乎尚未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