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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第2页）

辽方说：“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曹利用答道：“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如果辽国坚持要地，那就战场上见分晓吧。

萧太后与辽圣宗“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币”。双方谈判的焦点遂放在岁币的数额上。最后曹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始定”。

和谈既成，曹利用回澶州向宋真宗复命。当时真宗正在进食，便叫内侍出来问曹利用到底谈了多少钱。曹利用告诉内侍：“此机事，当面奏。”内侍说：“姑言其略。”曹利用还是不肯明说，“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内报告真宗：“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说：“太多！”既而又说：“姑了事，亦可耳。”

待真宗用餐完毕，召曹利用进见。曹利用再三称罪，说：“臣许之银绢过多。”真宗问：“几何？”曹利用说：“三十万。”宋真宗“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十二月初七，宋方派使者持誓书前往辽营报聘。誓书写道：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庶，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辽国回复宋朝的誓书写道：

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神明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

这就是辽宋两国于公元1004年达成的“澶渊之盟”，两份历史性的文件。

均势

宋王朝与辽帝国之所以能够在交战二十五年（从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到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之后，能够达成和约，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由于双方军事上的势均力敌。

宋辽之间比较大的战争少说已经发生过十数次，双方各有胜败。大体来说，宋朝的北伐固然都无功而返，辽国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从战场的胜负来看，宋王朝与辽帝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谁都有机会小胜对方，但谁也无法一举吞掉对手。宋方想收复燕云故土，基本上无望；辽方要夺回关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实际。

那么，为什么刘彻时代的西汉能够击溃匈奴，李世民时代的大唐能够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国力最盛的时候也无法从辽国手里拿回燕云之地？进而言之，为什么宋王朝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等草原铁骑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汉唐雄风？

相信许多朋友会归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国精神。然而，宋朝的所谓“抑武”，只不过表现为对武官坐大、预政的制度性防范；对于国防与武备，可是从来都没有丝毫的放松。宋政府不但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兵工厂，还将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试想一下，在11至13世纪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备与国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骑兵碾灭了。

但宋人确实在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从立国那一天起就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首先，由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丧失了长城防线：“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长城尽管谈不上是百分之百保障安全的保险线，但显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线，有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轻易地跃马南下；失去这道屏障，便可一马平川南下牧马。宋人对长城的功效，也是比较怀念的，一首宋词写道：“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

其次，在冷兵器时代，自马镫发明之后（汉代时马镫的应用尚未普及，骑兵的威力未能发挥到最大化），战马就是最强悍的装备，骑兵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宋人已认识到：“马者，兵之大也，边庭之所以常取胜中国者也。”然而，“中国之兵，步多骑少，骑兵利平，步兵利险。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与天尽，不见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虽步卒百万，讵能抗戎马之出入乎？”你去看《清明上河图》，会发现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这正是宋朝缺乏马匹的写照。之所以缺马，是因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养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马的供应量严重减少。宋人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说，长城防线的丧失导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马的匮乏，则使宋朝部队的攻击力受到限制，难以跟草原铁骑一争兵锋。相比之下，辽国、西夏都是马资源充沛的地方，战马唾手可得。按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疋”，每一名士兵配备三匹马。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纪之后的辽国跟汉武帝时代的匈奴、李世民时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语。匈奴与突厥都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文明形态，而辽国已经从中原王朝学习到构建国家的组织能力。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各部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平时各自为战，耶律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将它们结成一个紧密的国家共同体，设立南北枢密院控制全国武装，并创设直隶于契丹皇帝的常备军——宫帐军。不管从国家的组织能力、财税汲取能力，还是从战时动员能力来说，大辽帝国都非以前的匈奴与突厥部落所能比拟，即使汉武帝与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够征服辽国。

宋辽双方军事优劣势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宋朝部队很难在对辽战争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只能双方对峙。

盟约

毫无疑问，宋辽之间谁也吞不了谁的战争，如果长久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在承认既成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和平协议，无疑是双赢的选项。我们对宋辽“澶渊之盟”的评价，也应该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今天有些人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但事实上，“澶渊之盟”是在宋朝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做了让步而达成的和议，跟屈辱性质的城下之盟完全不是一码事。从“澶渊之盟”的内容来看，也没有屈辱的条款，而是一份平等的条约。

来看看盟书以及后续约定所达成的重要协议：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政府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双边贸易。

许多人认定宋朝签订澶盟为“丧权辱国”，想来应该是因为盟书约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给予辽朝岁币。但从岁币的性质来看，它既不是战败国的战争赔款，19世纪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支付的银子，才是屈辱的战争赔款。岁币也不是藩属国的纳贡，宋政府对岁币的交割形式，也尽力避免给人纳贡的印象：“更不差使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宁说，岁币其实是发达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助，这一点盟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

而且，对宋王朝来说，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支出，也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的划算买卖。以宋朝庞大的财税收入，区区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开销并不构成什么负担；同时，由于宋朝对辽朝的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的岁币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估算，宋朝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八十万贯价值的顺差，数额超过送出去的岁币。宋朝人自己也曾做过一番成本—收益计算，结论是“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岁币支出只相当于战争损耗的百分之一。

至于有一些网文认为，“由于宋朝经济文化影响力太盛，两国互市之后，宋朝的大观通宝在辽国成了贸易的结算货币。到宋辽贸易后期，辽国发现铸币无用，干脆也就不铸了。于是要辽国老命的一场货币战争就悄无声息的开始。随后的一百多年里，曾经不可一世的契丹国被掏空了”。显然就是“货币战争”阴谋论的一次过度引申了。

当然“澶渊之盟”也确实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那就是它在给宋辽带来百年和平的同时，也让两国都消磨了斗志，松懈了军备，致使大辽与北宋先后都被新锐的女真铁骑所灭。然而，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不能用来否定和平协定的价值。

战争无疑是烧钱的游戏，更是杀戮的游戏。财物的损耗还是小事，宋人更不愿意接受的是，如果宋辽征战，势必有无数的军人与平民要死于战火。而从“澶渊之盟”生效，到北宋末宋朝与女真秘密订立“海上之盟”，辽国两国实现了一百余年的和平，其间尽管有纠纷、有局部冲突，有钩心斗角，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引发战争。想想近代西方国家创设的国际组织、机制、协约，还未有一项能够维持一百年和平。从这个角度来看1000年前中国的“澶渊之盟”，给予多高的评价我觉得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