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变呢?才不会变呐。只是近来天气太热了。热得都招架不住了。夏天实在是——Excuseme!”
因为越来越离谱,所以,我也笑着说道:
“真是个可恨的人。”
说着,我做出要揍丈夫的架势,很快从蚊帐里出来,回到自己房间的蚊帐里,在长男和次女中间躺下,形成了一个“小”字形。
即便仅此而已,但只要能够向丈夫撒娇,边说边笑,也足以让我高兴万分了,仿佛胸中的芥蒂也稍许融化了的感觉。那天夜里,我好久没有如此难得地什么都不想就睡到了天明。
从今以后,那就一切如法炮制吧,向丈夫撒个小娇,一起开开玩笑,就算是夹杂着欺骗或者其他什么也无所谓,就算态度不端正也无所谓,道德什么的也无所谓。哪怕一点点也好,哪怕一阵子也好,都希望能活得轻松些。哪怕只有一小时、两小时,只要是快乐的,那就心满意足了。就在我改变了想法,偶尔会掐掐丈夫,而家里也不时会迸发出高亢笑声的当口,某天早晨,丈夫冷不防地开口说,他想去温泉。
“头疼得厉害,没准是中暑了吧。信州的温泉附近有我的熟人,他对我说,随时来都行啊,也不用担心吃饭什么的。我想去那里静养两三个星期。照这样下去,我怕是要疯掉了。总之,我想逃离东京。”
没准是想逃离那个人,才去旅行的吧。我蓦地这样思忖道。
“如果你外出期间,要是有持枪的盗贼进屋来了,那怎么办?”
我笑着(啊,悲伤的人们就常常笑),这样说道。
“那就告诉盗贼好啦,说我丈夫是个疯子。持枪的盗贼也害怕疯子吧。”
也没理由反对他出去旅行,所以我就打开衣橱,试图找出丈夫夏季外出时穿的麻纱衣服,但却怎么也找不着。
我心情黯然地说:
“没有哪。怎么回事呀?莫非是家里没人时进了盗贼?”
“卖掉了。”丈夫装出一副近于哭相的笑脸,说道。
我吃了一惊,随即强装着平静,说:
“哇,动作真是神速啊。”
“这一点可比持枪的盗贼还厉害呢。”
我寻思着,他肯定是因为那个女人,暗地里有事儿需要用钱才那样的。
“那你穿什么去呢?”
“一件开领衬衫就好。”
早晨才开口说要出门,结果中午就决定出发了,貌似恨不得赶快离家出走的样子。不过,在连续高温的东京,那天竟很罕见地下起了骤雨。丈夫背着背包,穿上鞋子,坐在玄关的台阶上,急不可耐地蹙紧眉头等待着雨停。
“百日红,这种花是每隔一年就会开的吧。”丈夫突然嘟囔了一句。
玄关前的百日红,今年没有开花。
“应该是的吧?”我茫然地回答道。
这便是我和丈夫最后一次夫妻间的亲密对话。
雨停了,丈夫逃也似地匆匆出门了。三天后,报纸上用很短的篇幅刊登了发生在诹访湖的殉情事件。
那以后,我也收到了丈夫从诹访的旅店发给我的信函。
“我和那个女人去死,并非为了爱情。我是一个记者。记者总是怂恿人们去进行革命和破坏,自己却从中转身逃遁,躲在一旁揩拭汗水。着实是奇怪的生物。是现代的恶魔。我无法忍受对自己的厌恶,决心主动爬上革命家的十字架。啊,记者的丑闻。这不是之前不曾有过的案例吗?倘若我的死能够促使现代的恶魔感到脸红,并开始反省,那就求之不得了。”
那封信上,还写了诸如此类无聊而愚蠢的事情。莫非直到临死前,男人都必须得如此煞有介事地拘泥于所谓的意义,而装腔作势地撒谎不成?
据丈夫的朋友说,那个女人二十八岁,是丈夫以前供职的神田那家杂志社的女记者,在我疏散到青森的那段时间,就常常留宿在这个家里,还怀孕了什么的。哎,仅此而已,便高调地宣称革命来着,然后又如此这般地死去,我深切地感到,丈夫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革命,乃是为了让人活得快乐。对那些一副悲壮面孔的革命家,我压根就不相信。丈夫为什么不能更堂而皇之并更快乐地爱那个女人,从而让身为妻子的我也变得快乐呢?
说到地狱般的爱情,尽管当事人或许格外痛苦吧,但首要的,是它会殃及周围的人。
轻松地转换心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理应不会有任何难题。连对妻子的心情都无法改变,这革命的十字架也未免太过残酷。带着三个孩子,在去诹访领回丈夫遗体的火车里,我与其说是因悲伤和愤怒,不如说是因这种难以置信的愚蠢而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