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跫音百年中共与北大红楼（第2页）

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让他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下来。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也是在这里，这个南方青年懂得了中国之大、南北之遥：“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回到家乡。尽管在这里不到半年时光，毛泽东却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给他未来的选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六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在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是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深刻反思：“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三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29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在沙滩北街，灰色的长袍在他身后飘起。一夜喜雨，落英缤纷，雨后的空气清新甘甜，他忍不住停下脚步，深深地呼吸。李大钊遥望湛蓝的高天，他的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幸福。

12年前，17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新世纪以降，西风渐近，六年的学习让李大钊茅塞顿开。1913年的冬天，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正是因为在早稻田打下了西方经济学的良好基础，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15年1月18日，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李大钊闻之，拍案而起，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出生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6年春，尚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寄语祖国：“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西风尽，春归来，日本的春天已经来临，祖国的春天又在哪里？再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充溢心中，李大钊将无限的心事、无限的遐想、无限的祝福写进洋洋万言的《青春》。

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它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激起无数热血青年满腔救国豪情。

1916年，李大钊回到中国，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既有清新自然的白话诗歌，也有全面系统的述理长文，最早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科学思潮，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

1918年底，在章士钊的介绍下，雄心勃勃的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受聘担任图书馆主任。这里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让李大钊如鱼得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缺乏远大规划，管理相当混乱。上任伊始，李大钊便着手进行改革，北大图书馆很快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现代化大学图书馆，迅速跻身国际先进图书馆行列。

这是1919年的清明时节，一个月后，这里将爆发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李大钊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二楼，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红色木质地板在他的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似乎在回应着他的兴奋。阔大的办公室里，窗纱在风中高高飘**，灯光有些黯淡，蔡元培的桌上摆放着一盘青菜、一碗米饭加上一碗清汤。蔡元培正埋首书堆间，在文件和书页上认真地批录。这位校长的工作可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忙碌了一个通宵加上一个早晨，家人只好将他的早餐送到办公室。

兴奋不已的李大钊冲着一脸懵懂的蔡元培，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是在这里，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一开始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主要活动包括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举行定期的讲演会、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校长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从北大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他们给图书室名副其实地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各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到1922年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已从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后来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1920年10月，下南洋募捐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当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同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2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社团，李大钊的名字列于八位发起人之首。

从1918年来到北京大学，到1925年8月离开北京大学，李大钊在这里工作了七年多。在此期间，李大钊开设了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引进了北大。从此，他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生机勃勃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革命运动。

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沉重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负荷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家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到了，祈求着公理的亿万中国人民，将美好意愿诉诸强权。可是，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中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四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已经走到了尽头。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便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青岛完了，山东完了，中国完了！”许德珩悲叹。

“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邓中夏愤懑。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罗家伦呐喊。

“孙中山的革命仅仅是将大清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不能算是彻底的革命，我们要开始彻底的革命！”热血青年在思考。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手上转让给日本的强权政治，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

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用一个字来描述北京的天气——“昙”。“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昙”，意为乌云密布。这一天，怀着满心的乌云，学生们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在北京，陈独秀钦佩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希望马上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李大钊提出进一步组织发动工人；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组建觉悟社；在河南，第一师范学生组成励新学会；在湖北，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在湖南，毛泽东等发起“驱张运动”，率代表团赴京请愿；在上海，毛泽东终于找到陈独秀，夜读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憧憬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坚信农民将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北京，李大钊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悟到经济基础问题的肯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

源于德国小镇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涌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