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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斯文道场稷下学宫的流与变（第3页）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怪才叫作淳于髡，《孟子荀卿列传》云：“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髡”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刑罚，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是对人的侮辱性的惩罚。“赘婿”则源自春秋时齐国的风俗。当时齐国风俗认为，家中的长女不能出嫁，要在家里主持祭祀，否则不利于家运。这些在家主持祭祀的长女，被称作“巫儿”，巫儿要结婚，只好招婿入门，于是就有了“赘婿”。淳于髡以“髡”为名，又是“赘婿”，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高。

出身卑贱的“赘婿”淳于髡尽管身材矮小、其貌不伟，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或讽谏齐王，或出使邻国，或举贤举士，或折冲樽俎，奉行“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政治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止一处写到淳于髡，足见他是齐国不容忽视的人物。比如这则淳于髡劝谏齐威王：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放纵，各国来犯，国家存亡在旦夕之间。齐王身边近臣无一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来讽谏齐威王，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下面这场精彩的对话：

——“都城中有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惊异。”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对话啊！自古至今，将君王比作鸟的，恐怕独此一份吧？

然而，更有趣的是，齐威王这只大鸟听闻此言，决心一鸣惊人。他迅速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部入朝奏事，接着，烹杀阿大夫，赏赐即墨大夫，“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纷纷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而这，归功于淳于髡的一席谈话。这是淳于髡在历史资料中的第一次出现。

《战国策》中也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其中不少关于淳于髡。比如《齐策》中的这则：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淳于髡像一把丑陋的巨剑，时尔低伏匣中，时尔扬眉出鞘。这一次，他又怒剑出鞘。这个丑八怪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他对齐王说，这个韩子卢，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东郭逡，则是世上数得着的狡兔。韩子卢追逐东郭逡，接连环山追了三圈，翻山跑了五趟，前面的兔子筋疲力尽，后面的狗也筋疲力尽，大家都跑不动了，各自倒在地上活活累死。有个老农夫看到了，不费吹灰之力捡走了它们。与此相同，要是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士兵百姓都疲惫不堪，臣担忧秦、楚两个强敌会抄我们后路，以博取农夫之利。

齐王正欲伐魏，听到淳于髡的分析很是害怕，于是下令休养将士，不再出兵。

到底是谁，给了这个聪明的丑八怪无上的权力？是政治的角逐，是国家的利益，是自由的氛围，是君王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稷下学宫。

智者，是国家的财富，也是历史的幸运。淳于髡用一个浅显的寓言，讲明了一个复杂深刻的道理，不论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还是“犬兔相争，农夫得利”，战争的本质就是消耗对手，保存自己。作为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淳于髡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齐威王、齐宣王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感慨：“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著书立说，其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更在于“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

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畅所欲言。有时候，稷下先生的言辞甚至相当尖刻，如《战国策》：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驎騄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縠也。”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大分裂中，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稷下先生——集聚在稷下学宫，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着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至此，以齐国为中心，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

“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小自一个民族，大至一个国家，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

四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草莽混沌的早期，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各个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稷下学宫是这个硕大棋局上的重要的一步。

稷下学宫，不是一时之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文明积淀、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地描述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颇为有趣的是，公元前385年，几乎就在稷下学宫轰轰烈烈将春秋战国文化带入黄金时代的同时，在遥远的希腊的爱琴海边，还有一个与稷下学宫相类的学院——雅典学院，希腊雅典城邦为了培训民主制度下的演说家而开设了这家学院，学院的创办者柏拉图特地在学院门楣上铭刻了“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雅典学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造就了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辉煌。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遥相辉映。

沿着西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几何图形的智慧训练，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有了关于共和国、优生学、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计划生育、道德规范、财产问题、公有制等的基础建设和逻辑讨论——正是这些，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概念，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

沿着东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以有刑至无刑”的法治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理想，金、木、水、火、土的阴阳学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的形名之辩，“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政治理论，“情欲固寡”的社会主张，“强兵”必先“富国”的军事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伦理法则……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梁启超用八个字来概括稷下学宫这个“历史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