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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练科场屡次落第（第2页）

他对令狐楚以往给予的关照表示真诚的感激，对自己两次铩羽而归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他又将笔锋一转，寻求恩主的再次支持。信中说：

倘蒙识以如愚，知其不佞，俾之乐道，使得讳穷，必当刷理羽毛，远谢鸡乌之列；脱遗鳞鬣，高辞鳢鲔之群。逶迤波涛，冲唳霄汉。

他恳请恩主再次给他支持，那样他便会从丑小鸭变成振翅苍穹的大鹏鸟，便会从小河沟里的泥鳅变成遨游江海的长鲸。

在这封信中，我看到了寄人篱下、依人作幕之人的无奈和酸辛。如果不是令狐楚对他的恩情的确超过一般幕主和僚属的关系，以李商隐的自尊和敏感，他又如何开得了这个口？在这里，我同样看到了他那未死的**和热望，虽然两次落榜，冷雨淋头，他却没有灰心绝望。因为他还没有绝望的资本，他必须从跌倒的泥泞中站起来，抖落风尘，再次启程。

大和七年（833），第三次参加科举的李商隐，再次败北。

一颗再坚强的心，此时也会悲泣。何况，李商隐的心是那么玲珑，那么敏感。

李商隐将他的落第归咎为主考官不容，这三次考试的考官皆为贾竦。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

唐代的仕进，科举固然重要，但人脉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有些人是否中举，其实在走进科场之前便已经决定。有人脉的在考试之前，便已打点好人脉，科场上只要正常发挥，便不会落第。没有人脉的寒门士子，也需要八面玲珑，打点关系，做好行卷温卷的充分准备。

那李商隐呢？

依人作幕的生涯，已然让他的自尊受到深深压抑。他自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便可在科场上得志，便可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三次科举，到京后的他，除了傻傻地温习诗文，除了冷眼旁观他人上下活动。他竟然连一篇自媒的诗文也懒得写，从他的处士李叔身上学得的那份清高和不合时宜，在他的身上终于显现出来了。

回忆这段生活，他自己曾说“不伎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要他为了功名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他如何做得到？

他不是不知道考场之外，更重要的是人脉、是关系。以令狐绚的资质和才华，远远低于李商隐，但他却在大和四年（830）一举高中。

令狐楚只是李商隐的幕主，毕竟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考场上的考官，当然会清楚地分辨李商隐和令狐绚的关系，二人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李商隐肯放下自尊，如果他懂得人世的机巧和权变，如果他愿意遵从世俗的法则泯灭自我的一点清高与洁净，他大可凭借和令狐楚的关系，在京中游说，上下打点。他也可以凭借在令狐幕府中的一点交际，去寻找一点可能的攀附。

可是他偏偏不。

令狐楚能给他提供资助，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谋划科考的机会，但真正进入京城，进入科考的网中，要打点好关系，也只能由李商隐自己积极主动地出击。他不可能亲自为了一个幕僚而上下其手，但对李商隐而言，明摆着有层关系在，有这个先天的条件可以利用，他自己不去积极利用，作为局外人的令狐楚或令狐家的公子，又能说些什么呢？

他不肯放下高傲，不肯放下自尊，不肯游走于权贵之门，科举的那扇大门也迟迟不会为他打开。

进士的名额本来有限，那些有关系有门路上下打点的人都照顾不过来，你这个不肯屈尊屈膝的傲慢之徒，谁又会为你屈膝呢？

他又是极其敏感的。太敏感的人，会被动性地洞穿对方的难处，总想着为对方分担一些。就算是委屈自己，也要为对方着想。令狐楚三次为他谋取科考名额，对他而言，已是极大的恩惠。有了名额之后，剩下的路要靠自己去闯，不可能让别人事事处处为你准备得周到完备。

只有那些共情能力弱的人，才能自私光明地幸福着。而一个敏感的人，会变得小心翼翼，他会体察别人的难处和内心。我懂得他内心的善良，亦知道它的可贵。

哪个飞黄腾达的人，背后没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没有一部血泪史？

可惜，我们的诗人李商隐看不到。或者，他看到了，他也知道，但他始终不愿意做而已。诗人和政客，本来是两条平行线，一个人诗性的成分越多，离世俗的社会也越远，离成功的政客也越远。

上天给我们造就了这个不世出的唯美诗人，就要让他在世俗功名之途上跌跌撞撞，永无得意之时。

多年以后，在给一个好友的书信中，他重新回顾了这段经历。

虽然孤傲如他，不可能带着文章四处拜谒，但对一些他觉得有可能或是甚为敬重的文坛大佬或名流，他一定是有过类似的举动的。

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辛酸的。他说：在收到他的文章后，有些人是置之一旁，不闻不问；有些人是浏览几眼，根本不会正正经经阅读一遍；有些人愿意读出来，却不是读错了字便是断错了句读，又如何期待他们真正领会文章的真意？

看着自己用心血书写的文字，被这些人这样轻慢或不屑，他的自尊心在哭泣。

他不愿意再写这样的文章，也不愿意再去做行卷这类事。

人做出的每种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他的代价便是，一生不合时宜，一生潦倒蹭蹬。在世俗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艺术和诗的非功利国度里，他美艳不可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