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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荒地变伤春意多（第1页）

天荒地变，伤春意多

大和九年（835），重入玉阳山修道之前，四次落第后的李商隐先是回到了家中。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事。沉浸在修道迷情的情感世界中，我们仿佛看不见末世的荒凉与衰败。事实上，这个渐趋没落的王朝里，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动乱的气息。

这一年，牛党中人萧浣被朝中新贵李训、郑注排挤出朝，贬到荒远的遂州任刺史。这一年，他的另一个恩主崔戎尸骨已寒。仓皇无依中，回到郑州的他，有一日登上了夕阳楼。

夕阳楼是萧浣任郑州刺史时所建，黄昏登楼，他一面怀想如梦如电般恍然虚无的过往，一面感受着无边愁绪壅天塞地；一面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无定与惶恐，一面在苍茫天地中悲叹着人生的渺小与无常。

所有一切，凝结成这一首《夕阳楼》：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密密匝匝的愁四面袭来，让他无处可逃，艰于呼吸。夕阳中有一只失伴的孤鸿，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就像如血的残阳中独立高楼的自己，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孤鸿不用为自己去向哪里而愁，在天宇间悠悠地飞。而他呢？未来的路究竟通往何方？他不敢想，也想不出来。

对个人命运的隐忧夹杂着对大唐命运的隐忧，他被渐渐浓厚的暮色包围。

大和九年（835）秋，当他在玉阳山中再次修道之时，朝中时局果然动**不宁起来了。

被按压下去的种种不堪，此时再也压不住，终于爆发出来了。这一年十一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晚唐有三大毒瘤：宦官、藩镇、朋党。尤其是宦官擅权最为统治者所忌恨。大唐有九个皇帝是宦官所立，其中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李昂上位后，从心底里对宦官充满怨恨，却也无可奈何。

后来他任用了两个新宠，一个是李训，一个是起于游医、长相猥琐的郑注。这两人既排挤朝中牛李两党的老臣，几乎将他们一一赶出政治权力中心，又在表面上听命宦官的同时，暗地里在文宗李昂的支持下，培植势力，欲将宦官一网打尽。

皇帝与新贵，就这样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密谋。

而李训、郑注果然不负所望，先后铲除了陈弘志、王守澄两大宦官头目，初战告捷的他们，以为朝局尽在自己的掌握中，定于大和九年秋，以天降甘露于石榴树为祥瑞，诱引所有宦官前去观看，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只可惜，他们的密谋败露于一个无法在事变前沉着镇定的将军韩约手中，结果被宦官察觉。宦官借机反扑，控制朝局，皇帝也成了一个傀儡。李训、郑注败亡还不算，宦官趁机广为株连，大杀朝中大臣和富商，就连与甘露事变无涉的大臣也牵连其中。他们甚至以搜捕同党为由，对长安城实行控制。整个长安城沦于风雨飘摇的白色恐怖和乱象中。

在天翻地覆的国变里，个人的得失荣辱和前程命运又显得何其渺小，何其荒谬。变幻莫测的政局与血雨腥风的手段，使晚唐士子们最后一点积极用世之心，已消磨殆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样的国这样的君这样的时局，他们又能为谁效命？末世的丧钟已然敲响，他们的热血在钟声中渐渐冷却。

开成元年（836），甘露之变后的李商隐，重到长安。

毕竟，长安是他一生抱负与梦想的落脚点与依托地。

闻听甘露之变后，他写下专为甘露之变而作的诗《有感》（二首）、《重有感》，诗中展现了他的史识才华。

《有感》诗中对朝臣半成鬼、帝都刀兵起的景象进行了冷静描述，他展现了长安是如何从一个歌舞升平的繁华场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的残酷景象。其史笔之简括、凝练、深沉让人几乎以为他是杜甫再生。但他终究逃不开他的局限性，他将甘露之变，归结为皇帝用人不察，归结为李训、郑注诛杀宦官实为图谋不轨，却始终不敢将腐败的矛头指向大唐不可挽救的体制和皇权。

也许，我们是太苛求他了。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正直文人的一份家国情怀，他一直视自己为李唐余脉，他无法苛求皇室，同时也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