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仕路上追逐,在内心情感世界里沉溺,在虚拟世界里寻求慰藉,在现实阻隔中疏离孤独,他的一生,得到的又是什么?
是幻灭。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每个人都是无数过去的结合体,无数个过去的际遇造就了现在的我。
杨绛先生说,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如果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
无数际遇造就了个性,而个性的集合又决定了命运。
我在想,李商隐的幻灭悲剧,除了那个不确定的风雨飘摇的时代,到底是怎样造成的?他的个性里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悲剧?
我承认,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但谁又愿意充当悲剧的主角呢?当然,悲剧也是一种悲壮的美,悲剧带来毁灭的同时,对一个独特的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成全。
如果没有悲剧的逼迫,如果没有现实的逼仄,如果不是在世俗的世界上无路可走,他又怎能把敏感的触觉探入另一个世界?他又怎能刻画出如此幽微华丽而寄慨遥深的精微之美?又怎能在他的诗中获得超脱和永生?
天以百凶,成就一个天才。
这是命运的吊诡,也是命运的公平。
他性格里有挥之不去的自卑,尽管这种自卑他死死压抑着甚至以极端的清高和自尊表现出来。
因为自卑,他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别人眼中活自己,永远是别人眼光的附庸;在自己眼中活自己,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他的自卑源于寒微的家族运势,而这个家族又偏偏放不下曾是皇室支脉的虚荣。这种虚荣心决定了他一开始只能用世俗的方式取得世俗的成功,在现实人伦秩序里修齐治平,获得认可。一开始,他就只给了自己一条路,一种选择——科举仕进,光宗耀祖。成则罢,不成则是一条不归路。
他祖上几代在仕途上皆毫无建树,最大的官职也只是一个县令。更要命的是,家族人丁不旺,年寿不永。几代都是由年轻的寡母带着儿子在艰难人世中跌跌撞撞跋涉。相对于他的祖上几代,李商隐47岁的寿命,也算是长寿。
如果父亲能等到他长大成人,或许他的世界不会如此灰暗。三岁随父漂泊入幕,十岁丧父,作为家中长子,他柔弱的双肩偏偏要承担他负荷不了的重压,振兴家族。
千里扶柩归乡,四海无可依之人,九族无可依之亲。他被命运抛抛进了一片无前路也无退路的汪洋,从此后寄人篱下,以求成长。寄人篱下的人,从来都是敏感的,极度自尊的,他们的心无风也会起浪,有风便浪涛汹涌。依附性,从一开始便嵌进了他的命格里。
他一边在风雨中苦苦支撑,一边拜处士李叔为师求学。这个处士李叔,在这个注重现实利益法则的社会里,偏偏教会了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文章和不合时宜的清高。这个际遇,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即将展开的人生求索之路。
得遇令狐楚,本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但他在受恩的同时,也同时决定了他的依附,决定了他此生不能背恩。因为,这个世界上欠不起还不起的是人情。他在依附中,五次科举才中进士,跃跃欲试的年轻的心,还没有来得及尽情拥抱即将展开的人生,便已落上了厚厚的尘,结上了厚厚的痂。
入幕天涯,任职京官,他在不断划着下坠的弧线。
他的坎坷和不得志加重了他的自卑和无力无助感,他的自卑以及伴随自卑的另一种变形——自尊,又让他的人生路途变得越来越崎岖。
自卑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他时时咀嚼着它的苦。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他感慨自己的“沦贱”。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他无法跻身于权贵之流,却又不敢坦然承认自己是个乡人,羞于和这些贱民为伍。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他哀叹因循坎坷是他的命,他自恃的惊世才华是他命途的克星。
他在春天里哭泣,像一个楚囚。他在秋天里徘徊,像飒飒秋风中的枯荷。
伴随着自卑的,是他的孱弱和早夭意识。
他无法洒脱自如,无法踌躇满志,无法尽兴尽情地在现实世界里做一个刚强的英雄,哪怕是自欺欺人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