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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0年（第3页）

嘉庆帝的最后一次秋狝是一个未完成式。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又一次来到避暑山庄，准备举行第12次秋狝大典。行前，他警告说：“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赎。”很有将秋狝大典进行到底的意思。但事后证明，这是苍白的警告，也是空洞无力的警告。因为别说大臣们，即便是他自己，老天也不忍心再看其受折磨，也不忍心看着这变了味的秋狝大典继续在人世间存在。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的第2天就突然去世了。木兰行围活动至此成了嘉庆王朝的绝响。

遥远的绝响。

说完木兰秋狝，再来说说嘉庆帝的东巡谒陵。清帝的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目的是为了告慰列祖列宗并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当然，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谒陵皇帝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以资“告慰”。嘉庆十年（1805年）的一天，嘉庆帝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东巡谒陵。因为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莲教起义，让这个帝国重新变得云淡风轻。嘉庆帝或许会以为，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资本，列祖列宗会欢迎他到来的，但是一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惊兼心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东巡谒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泞难走。并且“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这事实上是比道路失修更严重的问题，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动，最后竟然是盛京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嘉庆从中看到了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不仅是官民关系，官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充满了漠视、隔阂甚至是对立。盛京将军富俊虽然早已布置了修路任务，可知县伊诚等人却并不执行，侍郎花尚阿时也没有及时加以督促，直到检查官宜兴前往检查时，才老大不情愿地进行了补修。而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简直是拎不清。平日有外省州县官过境时，他还知道出迎，现在嘉庆皇帝来了，他却一个劲地到前面去查看道路去了。嘉庆帝认定他事先不做好道路维护工作，临时抱佛脚，是“昏庸玩误之员”，立即将他革职，发往热河当差去了。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至于发生了酿毙人命的事情。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这个帝国，真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国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绊绊，几无善终。

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大学士松筠以“三辅抗旱”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抗旱的消息传来。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23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开复原职。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了。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3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配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大清帝国。这一年，嘉庆五十九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嘉庆皇帝便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和他的王朝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皇帝以平定张格尔之乱成功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其实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

四

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呢？

嘉庆五年（1800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时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可是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辩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毫无疑问，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全国人口是2亿左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事实上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这一回，嘉庆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嘉庆朝的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其中田赋是大头。嘉庆朝和中国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结构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之忌——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重创“重农抑商”的国策。

嘉庆帝有这个勇气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一天，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75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嘉庆皇帝的召见。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见到这个传说中的皇帝，而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着即发还。”

这是嘉庆皇帝给他们下的圣旨。在下这道圣旨前，嘉庆皇帝还怒气冲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23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使进见时跪还是不跪，事关一个大国的尊严。而“天下共主”的自许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显得突兀、滑稽，也显得相当苍凉。于是，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再于是，帝国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这实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其实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二十三年前，乾隆也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国情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为征剿白莲教，嘉庆四年（1799年）前后的军需费用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仍有1800余万两未报销。

长期以来，嘉庆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全国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在嘉庆朝，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

毫无疑问，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则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学士王杰七十九岁退休。

大学士刘墉八十五岁死在任上。

大学士庆桂也是七十九岁退休。

…………

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庆难题到底无人能解。帝国的背影也就此愈行愈远，中衰终成定局，这是大清王朝走过180年后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