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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辑世事流变（第1页）

下辑世事流变

前200年

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200年，是公元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系丁丑年（牛年）。

这一年康熙皇帝43岁，距离他14岁亲政已经过去29年，在龙椅上还要坐26年。这一年大清帝国还似朝阳一般，在传统政治制度治理下蒸蒸日上。3月，康熙皇帝亲自出征，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被迫自杀；6月，哈密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助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有功，被册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其部被编为蒙古镶红回旗，爵位世袭；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这一年写出了《中国近事》一书，主张欧洲人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开展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帝国的强大。

一

在王朝起承转合的“起”里，一切从头说康熙。

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生命的质量或者说奔放程度是很难量化的。寿命的长短貌似是一个指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多尸位素餐的皇帝，他们活得再长久，也只是行尸走肉。

所以，需要的是活力。

是怒放的生命。以及怒放生命背后对自身的体察，对世事的包容。

康熙亲政之后，从康熙十年（1671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1年间，他在全国“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里程难以计数，终于成为史上最强的皇帝。也是个“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一直在路上。当然万事都有起点，特别是对南巡这样的大事件来说，康熙的第一次尤为重要。那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因为就在两年前，康熙平三藩，一年前，收复台湾。帝国顿时风平浪静、四面凯歌。人生在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康熙便有些空虚，可这个国家又是无与伦比的大，他接下来产生了行走的冲动。

当然，从冲动到现实，需要人事的依托。有两个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举。

翰林院编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为，盛世需行走。盛世之君尤需行走。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无言，看到一个王朝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康熙走过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体味“天下在眼中”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长莺飞、柔顺可人……这些行走毫无疑问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做个姿态而已。

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6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康熙首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2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他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则是另一方面。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江宁巡抚宋荦因为3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曹寅因4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5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但是康熙的驭臣之道并非赏罚分明这么简单。有时候官员们工作做过头了，也会挨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到江宁，见玄武湖中摆放了很多豪华彩船欢迎他，很有浪费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两江总督傅拉塔，要他爱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傅拉塔当然是比窦娥还冤：凭什么曹寅捐银五万两可以青云直上，而他却费力不讨好？！只是这样的“冤情”他没处说去。作为康熙的领导艺术，要的就是手下官员们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圣心不可测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这个围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南北达200余里，东西长300余里，是比一座大山还来得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生命狂欢与硕果累积，因为每年都有所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见《清会典事例》）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其实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与丛林法则。最主要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

于是，怒放的生命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身上。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人人居安思危，于盛世中不断挑战自己——发现目标，攻击目标。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而猎场合围则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承德府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发现有熊虎等大型猛兽时，康熙先冲上去过把瘾，举枪或搭箭射击。如果不中，康熙闪，御前大臣顶上，进行追射；再不中的话，随围官兵入场，策马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很少有野兽能全身而退的。

它们其实死在了一种精神之下。

这种精神，自晚明以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可康熙却将它重新召唤了回来。它首先是一种帝王精神，明朝万历皇帝懒于理政，20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个躲在后宫生闷气，大明朝的精气神到了他那儿，算是断了，而康熙御门听政，每天乐此不疲；木兰围猎，提升生命底气，帝王精神，自是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