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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坞旧事（第1页）

桃花坞旧事

人物名片：唐寅（1470—1524年），字伯虎，小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画家、书法家、诗人。“吴门四家”之一，又是“吴中四才子”之一。

一

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家里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他的长子沈云鸿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当时，沈周已七十六岁高龄。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十分悲切。由于沈云鸿擅长书画，再加上沈周在当地的文化地位显赫，来吊唁的竟有上千人之多。

依明制，为长子服丧，要二十七个月。期满后，沈云鸿归葬，文徵明为其作墓志。沈周怀念爱子，画《落花图》一幅，并作《落花诗》十首。这些作品，被文徵明拿去给徐祯卿等人看，越传越广。为了安慰沈周，众人各作十首和韵诗相赠，而沈周又反过来和诗答谢。一时间，吴中文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落花诗潮”，众人互相应来和去。姑苏城上空飘**着凄楚的气息。

这其中，最为投入的，是被称为“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也就是被今人戏说成在影视剧里“点秋香”的风流画家唐伯虎。他一口气和了三十首《落花诗》，加上其他散作的落花诗歌，共有四十首之多，集成《落花诗册》。原本是为抚慰沈周而作，没承想，一根线头牵扯出无尽的幽悲往事。唐寅入戏太深，像是将自身化为花瓣，随着晚春的风雨扑向泥潭。种种哀婉，种种幽怨，断断续续缠缠绵绵，怎么也表达不尽了。直到一五二二年，唐寅临终的前一年，他还在创作《落花诗》。“落花”这一意象，由沈周开始，却跟随唐寅终生。

五百多年后的己亥年秋，天高气爽的国庆假期。清亮的夜晚十分舒适，不忍睡眠。我在灯下临摹唐寅的《落花诗帖》———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夕阳暗暗笛悠悠，一霎春风又转头……桃花净尽杏花空，开落年年约略同……杏瓣桃须扫作堆，青春白发感衰颓……

无论哪一首，每每开端，悲伤倾泻而来，完全不留回旋的余地。揣摩唐寅的心境，不知道他将悲伤苦楚的情绪在心里积蓄了多久，在吐露的时候，竟完全舍去含蓄之美，直接一把利剑劈将下来，开门见山地写———花落了，枝头空了。

眼下，国庆气氛正在浓时，满世界的蓬勃和欢腾。落花的气息，实在与之格格不入。我守着纸和墨，百无聊赖，只好在静夜里写下去，倾听笔在宣纸上轻微的摩擦。夜越深，越能贴近一个落寞才子的心。《落花诗帖》的临摹，竟感觉到别样的真实、充盈。俗语说，在低谷中品味人生，唐寅的不尽人意或许是多数人的生命底色。只不过，文人的内心多了几重敏感，又能于表达，所以显得格外深刻。

唐寅的行书很美，美到极致，美到无瑕。字字珠玑，类似吸饱了雨的花瓣，水灵灵地绽放。但也由于太注重形象的美，布局和姿态显得拘谨，近似楷书，中规中矩，开合很小。下笔也软，少有筋骨，像小家碧玉腾腾挪步，不乏忸怩的媚态。字如其人。唐寅这一生，始终恪守着某种法度。偶有醉酒的狂放，但整体风格是偏于保守的。试想，在唐寅生活的苏州，每天感受着江南的芳草萋萋，骨子里是很柔的。加上科举舞弊案的重创，唐寅一度萎靡不振。对于现实的反抗，除了诗和酒，也并无他途。纤弱的阴柔，逐渐占了上风。

睡前，一声轻叹，算是对唐寅之感伤的浅淡共鸣。

二

落花，是唐寅命运的影射。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出生于商贾人家，年幼时候即聪颖过人。他十六岁夺得苏州头名秀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二十九岁考中第一名解元，于是声名鹊起，人称“唐解元”。大有“手可摘星辰”的优越感，性格也越发豪放和轻狂。

在禁欲主义者文徵明看来，唐寅的某些行径，简直是阮籍再世。文徵明是个自律能力超强，有些刻板的人。这一点，从他传世的小楷中即能看得出来。

当年，文徵明有两首诗形容唐寅的生活状态，其中一首《简子畏》说：“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

高楼买醉，夜宿秦楼，唐寅过着相当奢靡的生活。究其原因，天性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底气足。恣肆狂放来自对前途的笃定。他自认为京城会试中考取进士，是有十足把握的，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没承想，人有旦夕祸福，居然被牵连进科场舞弊案，落了个“天子震赫，召捕治狱”的下场。唐寅虽然没有身陷囹圄，但也铸成千古大错。往日明星般的人物，转眼成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对象。精神打击之大，像是从扶摇直上的云端一下子栽进了烂泥塘里。正如落花一夜间**尽，剩下败柳残枝几根，叫人扼腕叹息。当然，将这种叹息持续得最久的，是唐寅本人。终其一生，他都没能真正振作起来。晚年的唐寅，在他为自己打造的避世天堂桃花坞里，饮酒买醉，以度残生。

今年初秋，我到苏州闲逛，居住的地方，正是桃花坞。

桃花坞，不同于陶渊明的桃花源，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更像是普通人的居住地。它的位置，在离苏州阊门不远的地方，与市井连接，便于唐寅与好友们往来喝酒。这一点，让唐寅看起来更接近平常百姓。作为“明四家”之一，他还称不上是高士。他既没有沈周平和简淡的人生哲学，也不具备文徵明的稳重儒雅、谦和坚韧。支撑起他的声名的，始终是才华。而这种才华，多倚仗天赋。后天的学养，早在他三十岁之前辉煌的“南京解元”时期，就已达到人生巅峰。此后再无长足进步。再说唐寅后半生的避世，也是被动的，无奈的，缺乏变通的智慧，常常停留在“怨”的层面，缺乏思想上的升华，更无力为他带来“隐士”的身份。

科场舞弊案后，唐寅驶离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生命轨迹，靠着写诗画画，成了自给自足的民间艺术家。本想在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却成了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这是历史的隐秘安排，又或许是不羁文人的宿命所在。

唐寅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大明王朝中期，是江南重要的发展期，市民阶层壮大，价值取向多元。作为江南名城的苏州，不仅是全国经济中心，更是引领风尚的文化中心。商品经济发达，书画市场繁荣。有人风雅，有人附庸风雅。作为著名画家，唐寅养家糊口应该不算太难。据说，当年“明四家”之一的仇英，画一幅画，可得千两金。

这样分析起来，科场失意，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体制外也有很多乐子可寻。但当年的唐寅，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士夫文人对于“功名”一词的重度迷恋，他拧巴着，觉得满盘皆输，痛苦感伤不已。

其实，在四十五岁那年，唐寅还赢得了一次翻盘的机会。明正德九年，也就是一五一四年，应宁王的邀请，唐寅赴南昌半年，做幕僚。后来发现，宁王居然有谋反的企图，唐寅周旋在其中，痛苦纠结不已，最后靠着装疯卖傻才得以脱身回到苏州故里。这一次回归后，唐寅彻底放弃了奋斗与挣扎，他笃信了佛教，从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宿命论。借《金刚经》里的意思，自号“六如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