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院长,她考虑的一直是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这是戏曲业界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她也在当院长期间慢慢实践。
事实上,她说,她是没想到自己有管理才能的,更没想到她能做地方戏曲的掌门人,她感谢这个时代。她也在反思,以后还是让管理专业的人做管理的事,让艺术人才做艺术的事,这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2008年2月24日,杨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笔记中记下了这个日子以及这个日子的特殊心情:
特别激动,特别感动,也特别地不知所措。这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荣誉太重,我一定履行好一位委员的职责,认真学习,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请相信我。我是文艺界的,当然很关心文艺体制改革的问题,创新也好,繁荣也好,我想,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作品,才能始终赢得人民。
做了政协委员后,她才体验到履行职责很不容易。就说做提案吧,“做一个优秀提案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部门配合问题,如果是委员独立完成,可以说困难重重。”她知道不容易,同时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借助黄冈农工党的党派优势、社会优势,将提案做下去。”她知道借势去完成她的职责。
参加每年的两会,她都会记下她的心情以及感受。
学习老委员对社会民生民情那份使命感,学习他们认真调查研究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总之,要学习的很多,开会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我很珍惜。
听到总书记的讲话,感觉特别亲切,原因是我听得懂,说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在实践中和工作中的人和事,所思所想,非常精准,非常有针对性。特别是讲到文艺工作者是一支可亲可敬大有作为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我特别感动。感动之余,我反问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做事,才能不辜负这番嘱咐和希望?要从我做起,脚踏实地,沉下来为老百姓奉献喜闻乐见的作品,放下追名逐利的心,用纯粹的艺术良心,为文艺事业做实事。
两份报告,言简意赅,非常平实地、实事求是地表达了人民政协在五年中所做的工作。政协工作虽然没有轰轰烈烈震撼的冲击力,但政协工作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我觉得这很像政协工作的个性和特质,所以,对这两份报告我是满怀敬意的,也是由衷感动的。
政府报告讲到问题时,没有躲躲闪闪,对突出问题和面临的社会压力,都没有回避,而是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面对。
她也提建议:
所以希望政协能制订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对独立调查研究工作能有参考价值,有利于优秀提案不断产生。
她也有感悟:
我们政协委员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何发挥优势建言献策,如何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有价值的提案,是留在脑子里要思考要消化的永恒课题,我想这种思考和学习是终身的。
我想讲的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推进与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速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相比较是滞后的,这里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也有如何走的问题。就拿基层院团来讲,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直都没有找出一个切实可行实际有效而且取得大家一致共识的方案出来,为什么?因为专业院团多多少少都有政府拨款,长期睡在财政怀抱里,既吃不饱,也饿不死,计划体制还根深蒂固存在思想中不能自拔,这种依赖的惯性都是导致迈向健康发展的地雷。但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只要举办什么艺术节、文化节,各级领导又不惜一切代价,几百万上千万地投入,至于剧团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作常态和生活状态是不太关心的。这就导致剧团和其他文化部门都变得十分功利和现实,一切冲奖,拿到奖就万事大吉,至于作品能否有市场,能否收回投入成本,能否走进人心都是关注不到的。这样的现状不遏制的话,我们文化从业者谁还为老百姓写戏,谁还把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真正需求放在心上。所以说,继续解放思想,正确树立政绩观,对我们文化创新、文化健康发展,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大有好处的。不要虚假繁荣,而要真正发展。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能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成果,不能说演出场馆、舞台、布景等设施越来越高级就是文化越来越繁荣,实际上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艺术创造者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重要的因素。
她是文艺界的,她是戏曲界的,她是一个戏曲工作者,她记得她的戏,记得她的黄梅,所以她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始终是从这个方向着手的。正是因为她在政协会上所见所识都不同,她的建议或提案也不再是局限于她的小范围,而是从局部看整体,从个体看共性,上升到了文化高度。她想到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这样的履行职责的过程,让她从另一个方面成长,这样也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她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思考中。
这是湖北黄梅戏的幸运,也是湖北戏曲的幸运。
从200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这五年间,杨俊所交提案涉及很多方面,诸如文化、经济、米袋子、菜篮子,不一而足。
2013年1月28日,杨俊高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同样,她在笔记里也记下了这时的心情。
我是上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次换届我第一时间的感受是舍不得政协氛围,毋庸置疑,政协是专业人士居多的地方,敢于直言,敢于直抒胸怀,是政协这个环境给我最直接的行动,舍不得是因为政协这五年的学习,让我提高了理论知识,拓宽了我看问题的视野。
当得知我被选上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我有点欣慰,也有点骄傲,但瞬间就过去了,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追问,我能否做好一名人大代表?相比较,我充其量就是一个态度比较端正、求知欲有点高涨的学生,做好人大代表我还要继续学习,继续努力才行。
她的笔记没有了她平时面对观众的豁达,没有了面对同事的正经,就像小女孩一样可爱,看她的笔记,有时候好像都能看到她吐舌头的小表情。
她当人大代表期间,做了一些议案,当然也不会脱离她日夜为之奋战的戏曲或更大范围的传统文化。
2015年3月4日,赴京参加两会,她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说道:
2013年,我当上了湖北戏曲艺术剧院的院长。本以为,当院长会很轻松、很高兴,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这个院长,当得压力大啊!
压力来自多方面。首先我要负责那么多员工的生计问题,地方戏本就不是赚钱的行当,员工的待遇上不去,我的心理负担很重。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戏曲的没落。我心头一直有个疑问:如何把传统戏和百姓需求结合起来,让这些文化遗产活化传承?这个“老大难”问题,常常让我有无力感。过去的一年,我这个演员“转行”成了“调研员”,东跑西走。我觉得,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有义务、有责任为地方戏曲做点事情。我不信传统戏曲传承不下去!
我在调研中发现,单纯依靠市场,难以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曲。转企改制绝不是把艺术院团向市场一推了之,而应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市场竞争的文化生力军。今年,我提出了《关于组建湖北地方戏曲研究院的建议》,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切实保护和扶持,还要营造出适于地方戏曲各剧种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下,传统戏曲才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
这是她履行职责的角度和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可操作性很强的,她忧虑的是戏曲的未来。
她设身处地地考虑改制院团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