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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其位谋其政（第4页）

“财税扶持、养老保险、人员安置等转企改制扶持政策和措施没有完全落实到位，致使转企改制地方戏曲院团生存问题比较大，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况。政府对小众的戏曲艺术要‘扶一程送一程’，加大经费投入，增强改制剧院生存资本，让地方戏曲也有春天。”杨俊说，改制以前国有院团演职员工是事业编制，工资、福利有保障。改制后，院团员工在事业、企业两种身份中感到摇摆不定：如按企业职工身份定位，广大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的“五险一金”没有完全到位，沉重的医疗费用就压得单位喘不过气来；因身份已转成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加薪，转企的员工又因身份已变无法加薪。地方戏曲院团转企改制后，财政拨款收入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再加上经营状况不佳，大多数院团连演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谈何进行扩大再生产，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方式呈现多样化和市场化特点，消费方式的转变使得舞台表演艺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院团演出市场被现代文化消费方式严重挤压，生存空间大大缩小”，改制院团的生存发展极为艰难。

对此，杨俊代表建议，进一步落实转企改制院团改革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政府要加大对转企改制文艺院团扶持力度，特别是地方戏曲后备人才的培养。只有在政府、院团与社会大众共同努力下，地方戏曲才能走出困境。

（据人民网）

她早就看到了改制后院团的危机，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呼吁了，只是到目前为止，改制还在进行中，日后将会如何，我们只能慢慢等待。

2017年3月，又是一年一度的两会。杨俊接受《中国文化报》采访，她谈到的多是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无论是耳濡目染，还是言传身教，它已融入我们民族的基因序列，由优秀传统文化淬炼出的精神、气质与底蕴一直延续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中。每次去国外演出，都会加强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我会在国际场合选择有强烈中华文化标识的衣着，并为之自豪。

连续几年，我不断提出把传统戏剧纳入学校的教育体系、加大传统戏曲人才建设、加大戏曲进校园的力度与范围等建议。如今在湖北武汉，戏曲进小学、中学校园已达90%以上。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要求增加戏曲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与频次。楚剧、汉剧、黄梅戏，在武汉青少年心中早已生根，渐至茁壮。

2020年3月，两会期间，杨俊提交《关于建立健全国有改制文艺院团保障体系以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体制改革。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2年，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2年，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第三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以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途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文艺院团市场竞争能力为主要目标。她表示，国有文艺院团第三个阶段改革激发了艺术生产力，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第三个阶段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还处在探索和实施阶段。总的来看，通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全国文艺院团普遍还存在着各地政策保障体系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导致许多改制文艺院团生存困难。目前一部分院团仍然保留事业性质，或改制后通过深化改革，基本经费获得保障。另有相当一部分文艺院团则彻底改制为企业，基本保障严重不足。此外，基本保障不足、扶持力度不大和市场环境的制约等外部因素，以及资源配置的先天不足，客观上造成国有院团经济基础薄弱，无法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运营，实现自我造血、增强实力、良性循环，面临着人才流失严重、艺术人才队伍不稳、事业难以为继等严重问题。针对部分国有改制文艺院团存在的困难局面，杨俊建议，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问题，将其纳入国家深化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深入系统调研，科学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强力推动实施。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认识和进一步明确国有文艺院团的公益属性定位，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与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相适应的国有文艺院团保障体系。“国有改制文艺院团虽然性质上转为企业，但其承担的社会职责并没有改变。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在关心、指导、支持国有改制文艺院团的发展上也应进一步明确舞台艺术的多重属性，不能仅仅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看待国有文艺院团的发展。”她说。为此，她提出以下三点具体举措：

一、对国有改制文艺院团比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给予基本的人员经费保障，消除“企事差”，弥补国有改制院团在人员工资、五险一金、运行经费等方面的经费缺口，以提高职工薪酬待遇，提升艺术工作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稳定艺术人才队伍；

二、进一步优化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力量，创新政府购买方式，提高项目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文艺创作生产资助体系，以增强舞台艺术作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更多健康向上的舞台艺术作品面向市场、走向大众，真正起到“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的作用；

三、加快健全捐资激励制度，落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艺创作生产和公益文化活动，构建全社会协同支持文艺事业发展的大环境。

这个建议，可以看出她的忧患，这是一份人大代表该有的忧患。这也是一条拯救戏曲院团的可行之路。保全了戏曲院团，才能保全戏曲剧种，才能让传统文化消亡得不那么快。

她在接受《湖北日报》采访时说，要加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她说，由于尚未完全建立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我国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政治属性弱化、素质标准淡化、支持力度软化、教育机构泛化、管理职能散化等。她建议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出传承中华文化、繁荣文化艺术的高素质文化艺术人才。对培养基地、重点基地给予包括资金在内的支持，扶持优质的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单位，淘汰素质差的培养单位，整体提高文化艺术人才培养水平。加强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管理和引导。加强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关于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体系的建设，她很希望文艺人才的培养有秩序，更加地规范。现在培养人才，有院团有院校有社会有群艺馆，这是好事，但与文化艺术专业用人的标准还不太一样，她希望建立起基地，让它更加地规范化。

她看到了培养戏曲人才的紧迫性，在人才引进如火如荼的今天，戏曲这个行业也需要用一定的政策留住人才，有人才有戏，有人有戏才能留住院团，才能留得住戏曲本身，才能谈得上弘扬传统文化。

她也在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地思考。她在一次会议上说过：

我们转企了，但观念上做法上还未达到改制，还是一种平均主义，政府的投入没变，甚至加大了创作经费的投入，尽管如此，我们仍没有看到改革给我们传统戏曲带来的改变，可见，市场不是以我们意志而改变。我想表达的是，地方文化、民族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受众群体和局限，但它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又是其他不可替代的。传统戏曲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记忆，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文化习惯，我们送戏下乡，惠民演出是那么受欢迎，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落地生根，政府为供与需关系架起了桥梁，这是多好的现象与前程。但转企改制了，我们只要一醒来，就想到市场，现实是，戏曲所占的市场份额少，人员多，底子薄，常常拖着设备和不可缺少的行李走街串巷去和同行抢市场，和民营抢市场，不良竞争，互相杀价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台上比台下人多还要去演，真的有点凄凉，常有尊严不在的痛苦之感。文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希望戏曲所占的深化改革中能分类，科学出台配套措施，抢救传承一批有发展价值的戏曲戏种，更要请上一批专家、行家们扎到基层去调研，在专业门类改革中，要用专业手段去做专业的事，用专业的思想引领专业发展。搞试点，不能一刀切，建议尽快培养文化营销人员，我们不可能既是演员又是推销员。

从自身出发的思考，奠定她的出发方向，奠定她做人大代表的建言基础。

履行职责，她是认真的，不论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

从2008年开始，到今天，她提交的建议记不得有多少份了，有时一年一份，有时一年两到三份。她一直在文化文艺的发展上建言献策，她更希望她栖身的戏曲能在文化体制的大环境下有一席之地，能让戏曲人活得有尊严。她受关注的建议还有“戏曲进校园”方面，而她也在戏曲进校园活动中，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广受学校师生们的好评。

要补充的是，从政协委员到人大代表，十几年的履行职责，这在黄梅戏史上是第一份的。这是杨俊的荣耀，也是湖北的荣耀。

2021年“两会”期间，杨俊提出了“健全经费保障体系，让地方戏后继有人”的议案。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她说：“戏曲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确保艺术人才学有所成，还要把他们长期留在舞台上，让地方戏曲传承后继有人。要充分发挥地方戏曲在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向更广泛的剧种和基层院团，建立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地方戏曲事业后继有人和健康发展。”

在履行职责方面，可以有一个横向的对比，全国的政协委员很多，人大代表也很多，这其中有很多文艺方面的代表，每年所交的建议也甚多。杨俊有大局观，她确实清醒，也真正做过调研，她每次参会所谈经媒体报出来，常常会引起戏曲院团的讨论，大家纷纷赞赏，因为能戳到他们的心窝上。

2013年4月，杨俊当选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在文联大会上，她说：

文联是文艺家们的聚集地，是文艺家们的精神家园，我想，我能成为文联委员中的一员，已经是梦寐以求的事了，今天在大家的培养和扶植下，我又当选了文联副主席，在昏眩般的幸福中，我感到了压力和责任。

23年前，我怀揣着梦想来到了湖北，是湖北肥沃的土地滋养了我，把我从懵懂的小丫头培养成有点看头有点成色的演员，让我在湖北戏剧大观园里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一次次告诫自己，在守好一个演员本分的同时，还要认真谛听时代的声音，体悟时代的关口和要害，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希望自己做一个不辜负大家的人，在戏曲之路上执着追求内心那时隐时现的艺术精灵，视戏为业，视戏为道，视戏为民。接下来赶紧赶路，因为时间宝贵，因为自己已不再年轻，因为艺术竞争的残酷，我必须在能做点事的时候，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美。我清醒地意识到，荣誉和名气代替不了艺术，怜悯更伤艺术。

我要说的是，被肯定是愉悦的，虽然孤单了几年，边缘了几年，但恰好是我认识自己的几年。在此，我感谢大家感谢文联，以后要开好每一次会议，与主席团共同谋划好文艺发展的大事。

她还是首届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她会带着志愿者们一起送欢乐下基层，走访慰问，送文化到田间地头。她投身于黄梅戏的普及工作，参加湖北卫视抗洪文艺志愿者60名评委接线员，进大学参加戏曲讲座、惠民演出、社会传播等工作，不计较苦累。“到人民中去”是她的口头禅，她深深懂得，是人民最广泛的爱，才成就了她“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名声，成就了她获得“梅花奖”“文华奖”的荣誉，是人民把文艺工作者托举起来，她得服务人民，回报人民。因此，她所在的志愿者协会获得了国家志愿者服务组织奖。

她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10]。我们对这个党派所知甚少，但不妨碍她做着她能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庚子年初，疫情席卷武汉，全民震动。杨俊拿出10万元的积蓄捐给了湖北省慈善总会。她只想到了这一点她能做的，不然，心怎会安？不久，她就走出了家门，去做志愿者。总算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了，面对关心她的全国观众，她轻轻地说，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她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却又是党的女儿，她所做的事、她参政议政的热忱，她把一切都献给传统文化的精神，都够得上党的女儿的标准。她认真、热情、专一、有价值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