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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卷 六感03（第2页）

正是圩日，街两边摆满了担只，都是一担一担挑来的，簟箩、篾篮、畚箕，青菜、番薯、木炭、药材、鸡蛋、鸭蛋、咸萝卜干，或者，只是一担柴。我们从这些担只间行来穿去，打街头蹿到街尾，我们望见了猪行，细花猪在竹笼里憨头憨脑的，泥地凹凸不平，地上有猪屎。行过几步，又有鸡屎，刚孵出壳的鸡苗和鸭苗，细碎的吱吱声、毛茸茸的活物。

不觉行到街尾，街尾是某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孙晋苗就在药房给人发药——一间大药房，架上盒盒瓶瓶的是西药，有细抽屉的半面墙是中药，这样中西齐全的药房，远非寻常大队合作医疗站可比，我猜它开始时是私人的，后来公私合营，变成母亲大人说的联合诊所，再后来，变成了这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

在《漫游革命时代》中，我写过人人苦练一技之长。事隔多年，我仍依次看到篮球、小提琴、二胡、扬琴、笛子……笛子使我想起县文艺队的大头卢，想起《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催马扬鞭送粮忙》这永恒的笛声。学校文艺队本无扬琴，有一日忽然有了，一个女生和她的扬琴出现在舞台上，她手捏两根竹槌，叮叮咚咚边敲边唱：“红棉花开红万里，红水河畔歌声起，歌声起哎，尼啰——尼啰——”

吕觉悟热爱科学。她爸爸在供电所，订有《科学实验》杂志，她妈妈，五金厂工人，不识字（后来扫盲了）。与此相对应，她的心一时高，一时又低。高时她狂想，有朝一日要参加制造原子弹。她时常提到表哥，那是一个至至顶级聪明人，从未摸过汽车，但系呢，一辆汽车在草原（我至今不知她表哥如何去了遥远的草原）野路上坏掉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时表哥就大显了身手，无师自通掀开车盖，东敲西捣一番，居然修好了。吕觉悟对此无尽钦佩，她说她表哥若能出国留学，讲无定哪一日会得诺贝尔奖。就是从吕觉悟嘴里，我和王泽红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最犀利的奖叫诺贝尔奖……有关原子弹氢弹，吕觉悟一出嘴就明白这个讲过头了，至荒唐。即使破天荒地推荐上大学，断不可能去国防工程，她和王泽红的父亲都有历史问题。王爸爸王典运，从教育局下放供销社，当供销社的采购。吕爸爸吕沉，从水电局下放到供电所。我爸爸的历史问题我半点不知，反正他死了。

吕觉悟放弃原子弹之后打算组装收音机，她买来了电阻和二极管，但忽然又改了主意，觉得修单车更实用，至要警惕的，是收音机容易滑向偷听敌台。她就决意专攻单车了，工具现成的，就在床底或壁角，一只木做的工具箱，扳手、老虎钳、起子、锤子，她还翻出一盒像猪油一样的名堂，黏糊糊的，闻之有股肥皂味，是她妈妈车间的机械润滑油。

吕觉悟至诚同我讲，她在玉林的表姐讲的，以后知青可能通通扎根农村，冇会再招生招工了，除非有特长。吕觉悟打定主意，若十年都回不去，她就自己返，在东门口摆只修车摊谋生。

我回到生产队，见高红燕带了只麻袋来，麻袋鼓鼓囊囊散发铁腥味。她掏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工具放在墙角。不多时，她就在屋檐下拆开了自己那辆单车，车头在东，坐鞍在西，两只轮子重叠靠住柴屋门口，车链像条蛇瘫在地，她拆开滚轴，掏出滚珠，一只只擦净黑垢，又一只只摁入一盒黄油中，她的手是黑腻的，膝头垫了块补丁劳动布。高红燕打算，她的修车摊子将摆在县二招的斜对面。

泽红铁了心学医，从不改变。西医没法学，她就学中医。她跟乡下的一个表哥背汤头歌，还学认中草药，买了一本书。

与潘小银相比，我们起步都迟了，她高一就跟人学杂技，还学武功。难以想象。一个姑娘妹，早早就知道读书无用，随随便便就旷课了。即使上课，她也是懒洋洋的，人也不坐直，斜靠着弄她的头辫。她打散辫子，揪落一根头发，放入牙齿间一扽，嚼着发囊根的肉吃下去。我记得并未见她吃过发根，但此刻，我却真切地看见她嚼了发根，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忽然强劲了。总之，她如此古怪不免让人担心。她告诉我，此为秘方，可以使腰变软。练杂技必须腰软，下不了腰，师傅绝不会多讲一句话，他根本不教你。她隔日去一次陆地坡，有时住在那边。她讲她正在学火流星，一条长绳拴住两只杯盏，杯盏放油点着火，然后就舞起来，在头顶飞舞，在身前身后身侧拂拂飞，舞成一只圆，杯盏里的火连成一片，像一道金色的圆环。她现在是在绳子的两头各绑一块石头练习，她将来还要学咬花顶碗，牙齿咬住一朵花向后弯腰，头从两腿间伸出，头上再顶一只碗，眼下呢，腰不够软，还不能学这个咬花顶碗。

插队后潘小银不再讲她的火流星和咬花顶碗，她说杂技不能防身，武功可以。此番她的师傅是在容县，圭宁到容县六十里，从县城到民安已经行了三十里，再三十里可到容县。她的师傅武功极是了得，全圭宁无二。有关容县，历史上是大地方，叫容州，出过大军阀大人物。往时有钱人家都要送子女去容州读中学。容县卧虎藏龙，有几多世外高人的。她师傅在国民党军校做过教官，授人有术，她仅练了只把月，现时即可徒手对付两三个男人。

我不识趣地问她，何不喊你爸爸教舞剑呢？潘小银头歪着，仿佛沉浸在某片银光中，过了一时，她从虚拟的银光中退出，以无限遗憾的口吻对我讲：“系啊，真正的高人都无会传功畀人啯，再讲一般人亦学无会。”

十七岁到十九岁，我迫切想要跳出农村这潭烂泥湴。

幼时我是喜欢乡下的，我钟意外婆的香塘村，有河有竹有蚕，那蚕一簸簸的在祠堂的地上，不远处还有只大祠堂，后生姑娘在大祠堂练节目，是削竹钎的《竹钎舞》，姑娘们一唱一跳就成了越南姑娘，竹钎是用来做陷阱的，对付美国鬼子，那一年的口号是“支援越南打美帝”。外婆家的姑娘多，文化高，有好几个高中生，我读过《红岩》，她们也读过。她们还唱歌，“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男男女女大声唱，我也听会了。人人言语有趣。我跟上山，执木薯叶给蚕吃，一路有言笑，蚕吃着也是光彩烨烨的。当然香塘村还有外婆，她钩花，床头还有本旧旧的书，上头的字我不识，故我外婆是神秘的。

即便如今，我仍觉得外婆的香塘有种响亮繁茂的气象。是茂密的大树永远有满树的叶与花与鸟，纵是一只被缚住翅膀的母鸡，也能有一团光拖曳着。

六感的竹冲村确实清寒，不但简陋得连个祠堂都没有，整个村仅有一个外出工作的同志，这同志是在地质队，有次回来探亲，到知青点同我们聊了聊，我们只觉得这个村的工作同志实在太少了。年轻人倒有一个两个是高中毕业生，可都不在村子里，他们去了林场，并不在生产队干活，向来不熟。一起下地干活的后生姑娘，连小学毕业的恐怕也少。几个姑娘说自己是文盲，我并不信，后来才知竟是真的。后来一个一个地就出嫁了。

村里更显荒寒。

乡间劳作本自然之事，今时看来，更是健康之生活方式。但，人一旦被集体劳动禁锢，身心总要日渐干涸。

队长一吹哨子就得出工，每日三节工，一切作物听从上级指令，收成交给公社收购站，户口固定在乡下，终年劳作，所得无几，极度的底层感。

我日夜盘算，走马灯般，设想种种可行的特长。从高二始，每每同泽鲜行街散步，我总是要同她讲，一定要学一样东西啊，未来是严峻的。严峻这个书面语出现在我们的倾偈中，很增添了端肃。

我买过一只口琴，但一直吹不成曲。

一只口琴就是县城青年全部的音乐生活，理想与文明、浪漫与梦想的象征，每个有想法的小镇青年都有一只从西门口文具店买来的不超过五块钱的口琴，哪怕不吹，仅置于抽屉或枕边……某日，我忽然痛感生活之无聊，于是，拿上五元巨款，从东门口沿着骑楼一路奔赴西门口的文具店……一只小巧的长形盒子，上海口琴厂，镀亮的琴身闪着银光，里面镶嵌细细格子，像春天刚出的竹叶绿，青青粲粲的。回到家，我含着口琴吸气、吹气，口琴发出和谐悦耳的呜呜声。

口琴是我的秘密，我把它藏入床底的小木箱，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拿出来，我基本不吹，但有一只口琴藏在床底和没有是完全不同的，它提供了对未来的想象从而象征了未来，它是我未曾实现的特长，是隐藏的能量，是一只豹子，我召唤它的时候它就一跃而起。

这只口琴激励了我的奇思异想，在我的一技之长未能落地之时，我唿声间想到要成为一名作曲家，我按捺不住，马上就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泽鲜。泽鲜从文良波那里借来了《怎样创作歌曲》，我异想天开地认为，凭自学就能来一首类似于《亚非拉叔叔阿姨请你到我家》，据说那就是一名四川知青写的。

我马上设立了一本音乐日记，以我在小学音乐课（实质上是唱歌课）学到的简谱谱曲，每日都在本子上写上几行。那段我热衷用毛笔写日记，这本音乐日记也是用毛笔写的，有一首《万年青》，是自己写的歌词，而那些谱曲的符号，那些阿拉伯数字，那些短横与圆点，如同一些密码，过后自己也看不懂了。

“音乐日记”仅持续了一个多月。

那是我一生中无数盲目莽撞的一小莽。

某日我和吕觉悟再一次谈论特长，我们时常在焦虑中。对她而言，即使学会修单车也还是不够，而我，除了在文艺队跳过群舞一无所长……我忽然讲出了自己的口琴，我以为吕觉悟会大吃一惊，她没有吃惊，她应道：“系啊系啊，我亦买了只。”我们在去往五金厂她家的路上，上一只很长的坡，是沙石路，我们的解放鞋在沙子上碾行，发出巨大的沙沙声。吕觉悟也买了一只口琴，我木箱中的光芒暗淡下去，我很快在她家见到了她的口琴，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很快忘掉了口琴，插队的行李竟然没带上。乡下天黑后到处都是黑筢邋的，屋里是豆大的火水灯，漫长的暗夜中我想念过我的口琴，但没几久又忘了。后来我的口琴不知去向，崭新而来，崭新而去。

我仍觉得，这些微弱的瞬间养护了我……

泽鲜学画画。县城的有志青年画画的不在少数。我则打算好好写稿子，插队后，我被郑记者吸收进公社报道组，此路径顺理成章。

我和郑江葳都是报道组的，整整一年，我们每个夜晚都熬夜写稿，为了采用率更高，我们约定，无论谁写，一律署二人名字，李跃豆郑江葳，或者郑江葳李跃豆，如此，我们的名字就会频频出现在郑记者的办公桌上，进一步，出现在全县的有线广播网中（女播音员以一口介于广州话与圭宁话之间的官话播道：圭宁县人民广播站，宜家开始广播本县新闻，下面是民安公社报导员李跃豆郑江葳来稿……）。我们奋力打开局面，春耕生产、修水利、平整土地、秋收、大战寒露风……写个不停。

狂热的愿望鞭打我们——瓦上队有个妇娘阉猪，真好啊，我们刚刚在公社听闻消息，立时就奔赴陌生的瓦上村，路生得很，两边的草一蓬一蓬的四仰八叉伸到路中间，一条细路像是陷在地里。我们如同饥饿的豹子，嗅着气味一路寻去。好得很，《半边天阉猪》，一个现成的题目从天而降，铺展在通往瓦上村的细径上，我们的头脑里出现了二号标宋（谁都不需要一个有新意的题目，广播站不需要，《广西日报》也不需要），我们已然生出野心，决意要向《广西日报》冲锋……我时常去郑江葳所在的覃上村，收工之后步行去，在她的蚊帐中并排坐住，她打手电筒，我仰头望蚊帐顶，你一句我一句，我讲她写，或者她讲我写，句句都是陈词滥调。我们不需要生动新鲜的语言，只认定这些陈词滥调，因它们是从报纸来的，报纸有强大的势能，有重量和光，我们追寻着——“谁说妇女不能阉猪，这是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越像报纸上的话就越好。蚊帐里诞生了我们的金句，我们心满意足地睡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稿成，我们即时赶去大队部盖公章，公章盖在稿纸下方，稿子结束处。我们自己在文末写道：“报道属实，可以采用。”然后到大队部，从文书处拿来公章盖上，鲜艳的红印一盖上，稿子立即成为庄重的稿子。我们一刻都不愿耽误，总是在傍晚收工后立马踩车赶去公社邮电所寄稿，趁着夕阳余晖，饿着肚翻过两只山坳。公社邮电所已经关门了，不过不要紧，门口有一只绿色的邮筒。投过稿件，民安圩已经散圩了，泥路一地杂乱的稻草和菜叶。

年底，我们都当上了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奖品是一只红色塑封笔记本。所谓荣誉，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构件。从幼儿园的小红花开始就是。

本以为，这将是荣誉的起点，就像一脚踩中了跳板，会直接蹦到下一只，这第一只跳板是第二只跳板的积累，我以为，既然写了大量通讯稿，又有墙报和排练文艺节目，自己已然做出了成绩，是当然的先进知青。

事实却是相反，我一脚踩空迎来当头一棒。

负面反应超出了我的想象。本以为，先进知青仅仅事关荣誉，无非是不够风光而已。未料面团持续发酵，日子变得日月无光。总是有人暗示，评不上先进，意味着，招生招工都不会获得推荐，长此以往，便真的要在乡下一生一世了。

我终于如梦初醒，优秀通讯员非但不是跳板，反倒是绊脚石，非但不能给前程添砖加瓦，反而会变身为大大的泥坑。

一条分界线划开了插队生涯，我不再写通讯报道。说实话，我也已经厌烦。我知道它们是怎样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