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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谢廖沙每天都在完成革委会安排的各项任务。今天，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着他。他们要去火车站的政治部领取革委会的报纸和书籍。谢廖沙匆忙地来到大街上，政治部的同志已经在汽车旁边等着他们了。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火车站的列车车厢里，而谢佩托夫卡距此有段距离。在车上，伊格纳季耶娃问了谢廖沙很多问题：“你的工作进展如何？你已经组建好当地的共青团组织了吗？你应当说服你的朋友们，也就是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加入共青团。我们需要大量的共产主义青年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后备力量。明天我们就起草并印刷一篇共青团的宣传材料，然后我们在剧院里举行一次大型的青年会议。等咱们到了政治部，我就把你介绍给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她现在就负责青年同志方面的工作。”

乌斯季诺维奇今年也才十八岁，一头黑色的卷发，穿着一件新的卡其色制服，系着一条窄皮腰带。她教会了谢廖沙很多工作上的知识，并且还会帮助他开展工作。道别的时候，她给了他一大捆书和报纸，然后又额外给了他一本印着共青团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谢廖沙回到革委会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看到瓦莉亚正在花园等着自己。瓦莉亚生气地说：“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了吗？妈妈每天都会哭，爸爸也总是生气。你想让他们都出事才开心吗？”“怎么会呢？瓦莉亚。我真的没时间回家，这是实话。我今天也不能回去。但是你过来找我，我很高兴。我想跟你聊一聊，咱们进去说。”

瓦莉亚现在几乎都要认不出谢廖沙了。他的变化特别大，好像永远都不知道疲倦。她才刚坐下，谢廖沙就直奔主题：“是这样的，瓦莉亚。你必须要加入共青团。你不知道吗？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现在是团委书记。你不相信我吗？好吧，那你看看这个！”瓦莉亚看了看他的证件，迷惑不解地问道：“那我在共青团里需要做什么？”谢廖沙摊开手说：“我亲爱的好姐姐，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了。你看我，每天晚上都忙得没时间睡觉。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宣传工作。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需要召集所有的青年人来剧院里开一场大会，好好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她要求我必须进行演讲。我觉得不行，因为我根本不会演讲。我一定会弄巧成拙的。那你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团呢？”“我不知道。如果我加入的话，妈妈肯定会生气的。”“瓦莉亚，你不能事事都考虑妈妈。”谢廖沙劝道，“她只是想让孩子们都留在她身边，但她对于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了解的。不过，她也没有反对苏维埃，不是吗？她反而很同情。她希望别人去前线打仗，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参加。你觉得这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告诉我们的话吗？再看看保尔，他就没有考虑他妈妈的想法。现在咱们年轻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你肯定不会拒绝吧，瓦莉亚？想想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你可以和姑娘们一起工作，我可以和那些男孩子一起。对了，我今天就去找红头发小子克利姆卡，让他也加入进来。好吧，瓦莉亚，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的组织？这里有一本小册子，你读完就会明白的。”

他从口袋里翻出共青团章程的小册子，递给了她。“但如果彼得留拉再回来怎么办？”瓦莉亚盯着谢廖沙，小声问道。谢廖沙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我肯定要和同志们一起走。那你呢？是的，妈妈一定会很难过。”他陷入了沉默。“谢廖沙，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吧，但是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你不能告诉妈妈，也不能告诉其他人，好吗？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你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是的，你说得很对，瓦莉亚。”这时，伊格纳季耶娃走了进来。

“这是我的姐姐瓦莉亚，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刚刚和她谈过加入共青团的事。她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团员。但是，我们的妈妈可能不会支持。我们能不能让她秘密地加入？如果我们要离开这里的话，我肯定会和同志们一起离开。但是她觉得如果我们都走了，妈妈一定会很难过。”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椅子上，认真地听着：“你说得对。这是个稳妥的办法。”

人山人海的剧院里到处是青年们兴奋的谈话声，他们都是看到镇上张贴的通知后过来的。糖厂工人组成的铜管乐队正在演奏。过来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当地的中小学生，与其说是为了开会，还不如说是为了听乐队的演出。

大幕拉开，才赶过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长着尖鼻子、又瘦又矮的人。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讲。他跟大家讲了席卷全国的斗争，并号召青年们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就像一个非常专业的演说家一样，只不过他演讲的内容里有很多晦涩的名词，比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等。这些词对于观众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他讲完之后，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向大家介绍完下一位演讲者是谢廖沙之后，他就离开了。

这正是谢廖沙一直担心的。现在，他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根本不知道说什么。看到他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旁边的伊格纳季耶娃小声告诉他说：“给大家讲讲怎么组建团支部。”

谢廖沙马上就有了思路：“同志们，相信你们也听到了。我们现在需要组建一个团支部，有人赞成这个提议吗？”

会场里寂静无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过来解围。她站起来给大家讲了莫斯科共青团是如何建立的。谢廖沙有些窘迫地站在旁边。

看到大家对于组建支部的提议反应有些冷淡，谢廖沙感到非常气愤。他怒视着会场，几乎没有人在认真听丽达的发言。他看到扎利瓦诺夫轻蔑地瞥了丽达一眼，随后和丽莎小声嘀咕着。前排坐着几个化着浓妆的高年级女中学生，她们时而四处张望，时而窃窃私语。在靠近舞台后门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在他们当中，谢廖沙看到了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坐在舞台一侧的旁边，面露怒色，憎恨地看着衣着华丽的丽莎和安娜。两个姑娘正和她们的情人热情地交谈着。

感觉到大家都没有认真在听，丽达赶快结束了自己的演讲，让伊格纳季耶娃继续说。伊格纳季耶娃用平实的语气让会场恢复了安静。她说：“年轻的同志们。我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好好思考一下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一切。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人愿意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剩下的就看你们了。我希望能听听你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人想上来说说吗？”

会场又变得安静起来。突然，后排有人说道：“我想说两句！”米沙·列夫丘科夫，一个长得像小熊，眼睛有点斜视的青年走到了台上：“既然如此，如果布尔什维克需要任何帮助，我都在所不辞。谢廖沙知道我的，我要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急忙走到舞台中央，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就说米沙肯定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的父亲以前是铁路的扳道工，后来被火车轧死了。米沙从那以后也辍学了。他虽然没读过中学，但他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要开展的事业。”

会场里，所有人都开始嚷嚷。一个头发梳得很整齐的年轻人要求发言。他叫奥库舍夫，也是一名中学生，他的父亲在镇里开着一家药店。他扯了扯自己的衣服，开始说道：“实在抱歉，同志们，我不明白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难道是要去搞政治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习呢？我们总得先完成学业吧？如果是搞一个体育社团或者俱乐部，能让我们在那里一起聚会或者读书，那倒还可以。不过，搞政治的话，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抓住给绞死啦。所以，同志们，对不起。我觉得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去冒险。”

奥库舍夫的话把很多人都逗笑了。他跳下舞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下一个发言的就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拉低帽子，愤怒地看着观众，大声喊道：“笑什么笑，你们这群混蛋！”

他气得浑身发抖，两只眼睛好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一样。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的演讲：“我的名字叫伊万·扎尔基。我是一个孤儿，从来没见过我的父母。我也没有家。白天去要饭，晚上只能睡在大道边。这种挨饿受冻的生活就像狗一样，你们这些父母健在的孩子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后来，苏维埃政权出现了，红军战士把我带到部队里照顾，一个排的战士收养了我。他们给我衣服和食物，教我读书和写字。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因为他们，我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我也将永远是一名布尔什维克，谁都不可能动摇我。我很清楚我们为何而战，那就是为我们这些穷人，为工人阶级而战。你们只会坐在这里傻乐，但你们从不关心有两百名同志在为这个镇子战斗的时候被杀了。他们都死了。”扎尔基的声音好像一根绷紧的弦在猛烈地震动着。“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全国各地，所有的战线上都是战士们抛洒热血的身影，而你们却只会在这里像个傻子一样哈哈乐。”他看向主席台，继续说道，“同志们，你们刚才的演讲就是在对牛弹琴。”他用手指着观众席继续说，“你觉得他们能理解吗？马上不知马下苦，饱汉不知饿汉饥。今天这里只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声说出这些。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孤儿，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愤怒地看着观众席大声吼道，“你们不加入，我们也会过得很好。我们也不会求着你们加入共青团。像你们这样的人可以去见鬼了，也许端着机关枪跟你们说话，你们才能听得进去。”说完，他就走下舞台，昂起头径直离开剧院了。

主持会议的几个人全都缺席了后面的音乐会。

“真是一团糟！”返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懊恼地说道，“扎尔基说得对。那些中学生跟我们不算一路人，跟他们讲苏维埃只会让你生气。”“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了他的话，“你看看那些人，他们根本不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人要么是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要么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些富家少爷和小姐。你还是把重点放到木材厂和糖厂吧。不过我们今天的大会也是有一定意义的，那些学生里一样有一些很不错的同志。”丽达同意伊格纳季耶娃的话。

丽达说：“我们的任务，谢廖沙，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和口号传达进每个人的心里。党要求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要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还要举行更多的群众大会、讨论大会和代表大会。政治部准备在车站开设一个夏季剧场。再过几天，宣传列车就会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要真正开展工作了。记住列宁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吸引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参加斗争，那我们就不会取得胜利。'”

那天深夜，谢廖沙把丽达送到了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了丽达的手，半天也没有松开。丽达没说什么，只是微笑了一下。

回到镇上的时候，谢廖沙顺便回了趟家。面对母亲的责骂，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当他的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开始反驳，把自己父亲问得无话可说。

“爸爸，你听我说。之前德国兵驻军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进行了罢工，甚至还在火车上打死了一名德国兵。你告诉我，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你当然想过，但你还是去做了。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良心告诉你要那么做。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考虑过咱们这个家。我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从这里撤退，你们也会受到迫害的。但是我还是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我想你非常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爸爸，为什么你要因此而生气呢？我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你应该支持我才对，为什么要骂我呢？爸爸，你不要因为这个再骂我了好吗？我相信，如果你支持我的话，妈妈也不会再骂我了。”他用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看着他的父亲，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他相信自己说的都是对的。

谢廖沙的父亲焦躁地坐在长椅上。他微微一笑，透过浓密的小胡子漏出两排发黄的牙齿，说道：“你这个小流氓，现在学会拿阶级意识跟我顶嘴了？你以为你现在有枪了，我就不敢打你了吗？”但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愤怒，他的表情逐渐变得坚定。随后，他向儿子伸出来那只长满老茧的手：“孩子，你继续往前走吧。既然你都开始上坡了，我也没有理由给你踩下刹车。但不管再忙，你要记得常回来看看。”

一天晚上，一道亮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照在台阶上。房间里陈设着天鹅绒沙发，五个人围坐在律师家的大桌子旁边正在开会。这五个人分别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看着像个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高个子铁路工人舒季克，还有塌鼻子调车场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伏在桌子上，严肃地看着伊格纳季耶娃，声嘶力竭地说：“前线的补给不能停。工人们也不能饿肚子。我们才刚来，这些商贩就哄抬物价。他们还不收苏维埃纸币，只有老沙皇的钱和克伦斯基票能在这里流通。我们今天必须研究出一套物价标准。咱们都很清楚，那些投机商绝对不会按照定价销售，他们肯定会把货物都藏起来。那咱们就必须进行搜查，把搜到的货物全都没收。现在不是讲漂亮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让工人们挨饿了。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不要弄得过了头，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只是说得有些直白。而且，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小商人身上。我今天得到的消息，旅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里就有一个秘密地窖。彼得留拉那些人来到这里之前，他就已经在里面囤积了很多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嘲笑的表情看了一眼季莫申科。

“你是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道。他感到有些尴尬。因为情报侦察的工作本该由他负责，但是多林尼克的情报总是先他一步。

多林尼克笑着说：“兄弟，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除了地窖之外，我还知道你昨天和师长的司机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坐立不安，脸颊泛红。“你厉害。”他不太情愿地夸了一句。他本来还打算反驳两句，但是看到伊格纳季耶娃皱起来的眉头，就没再说下去了。“这个该死的木匠！看来是有自己的肃反委员会了。”他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想道。

“是谢廖沙告诉我的。”多林尼克说，“他有个朋友以前在车站的食堂工作。那个朋友听厨师说，食堂里需要的所有材料都是佐恩提供的。昨天，谢廖沙找到了关于这个地窖的确凿证据，现在只差找到它了。季莫申科，带上你的人去找谢廖沙吧。如果真能找得到，我们就不愁工人和师部的补给了。”

半小时之后，八个武装士兵来到了旅馆老板家。他们留了两个人守着大门，其他人走进了屋里。老板是个矮胖的男人，身材好像一个酒桶。他拄着拐棍，顶着好几天没剃的红毛胡子，谄媚地看着这些人，低声询问道：“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吗？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呢？”站在佐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穿着睡衣。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她们眯起眼睛。佐恩肥胖的妻子正在隔壁房间，她一边嘟囔着，一边紧忙穿着衣服。

“我们要搜查一下。”季莫申科只简单说了这一句话。他们搜查了地板上的每个角落，还有堆满锯木的谷仓，几个储藏室，厨房和一个酒窖，这些地方也全都被搜查过了，可一丁点儿秘密地窖的线索都没找到。厨房旁边有个小房间，里面有个女仆睡得正香，甚至几个人走进屋里她都没有察觉。谢廖沙走上前，轻轻唤醒了她。

“你在这里做工吗？”他问道。睡眼惺忪的女仆把毯子盖在脸上遮住手电筒的光，然后回答道：“是的。你们是谁啊？”谢廖沙跟她说明了来意，然后让她穿好衣服，说完他就出去了。客厅里，季莫申科正在审问旅店老板。老板气得吐沫横飞，激动地喊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只有一个酒窖。你们继续搜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我向你保证。没错，我以前是开过酒馆，但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穷人了，彼得留拉的人把我洗劫一空，我自己差点都没命了。我很高兴能看到苏维埃政权来到这里，但是你们搜也搜了，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说完，他摊开自己的胖手，同时用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看一眼季莫申科，再看向谢廖沙，然后又看向角落和天花板。

季莫申科咬着嘴唇说：“所以你是不打算告诉我们了，对吗？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地窖到底在哪里？”“长官同志，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老板娘插嘴道，“他们把我们的东西全都劫走了。”她想要放声痛哭，可惜一滴眼泪都没挤出来。“你饿着肚子还有钱雇女仆？”谢廖沙问道。“她怎么能算是仆人呢，只不过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穷姑娘罢了，要不然她就要流落街头了。克里斯蒂娜，你自己说吧。”季莫申科没了耐性：“那行吧。我们再搜一遍就是了。”

天已经亮了，但搜查仍在进行。十三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毫无结果，季莫申科十分生气。正当谢廖沙准备离开女仆的房间时，女孩在他身后低声说：“也许在厨房的炉子后面。”十分钟后，被拆掉的俄式壁炉里露出一个铁制的活板门。又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装满各种木桶和麻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离开了旅店老板的家。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保尔的母亲带着她的包袱回到了家。当阿尔焦姆告诉她保尔的遭遇时，她难过得哭了。现在，她的生活变得沉闷而空虚。为了找点事做，她开始给红军战士洗衣服。士兵们可以分她一份口粮作为报酬。

一天晚上，她听到阿尔焦姆从窗前跑过。他推开房门，大声喊道：“保尔来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