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巴瓦脸色一沉,一句话也没说,转身打开门回到了房间里。
“混蛋!”保尔小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梯。
两年过去了。日子过得飞快,但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变化,多姿多彩的生活给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子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事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片富饶的土地第一次完全属于在这里生活的一亿六千万人口,而他们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恢复被战争摧残的经济。新的血液不断注入,废弃的工厂恢复了生产,这个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对保尔来说,这两年同样过得飞快。应接不暇的活动让他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就连正常时间上下班对他来说都变成了一种奢侈。他的生活节奏很快,不仅不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别人浪费时间也会受到他的批评,就连睡眠的时间也被他压缩到极限。他的房间直到深夜也会亮着灯,里面有一群人围在桌前全神贯注地研究。在这两年当中,他们彻底地剖析了《资本论》的第三卷,对资本主义复杂的剥削机制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
拉兹瓦利金来到保尔所在的地方工作了。省委把他调来担任其中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他来的时候,保尔正好出差了。于是地方党委在保尔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金安排到了一个区。保尔回来的时候才得知这件事,不过他并没有发表意见。
一个月以后,保尔去了拉兹瓦利金工作的那个区视察。虽然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但一些证据表明拉兹瓦利金书记经常酗酒,拉帮结派,还屡屡打压一些优秀的积极分子。保尔把这些证据呈送给地方党委,大会最终投票决定对拉兹瓦利金进行严重警告的处分。不过保尔却在大会上起身发言说:“我建议开除他,并且永不录用。”
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处分过于严格,但保尔坚持认为:“我们给过他机会,可他却偏要做一个流氓。布尔什维克里不允许有这样的渣滓。这样的败类必须被开除。”接着,保尔和大家说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事。
“我反对!”拉兹瓦利金喊道,“柯察金这是公报私仇、含血喷人。他有证据吗?我也可以说他背地里干着走私的勾当,你们是不是也要把他开除出去?让他拿出证据来!”
“别急,我会把证据呈送给地方党委。”保尔回答道。拉兹瓦利金离开了办公室。半小时后,党委成员被保尔的证据说服了。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刻将拉兹瓦利金从共青团开除。
夏天来了,保尔的同事们陆陆续续地都开始休假了。他们辛勤工作了一年只为这个假期。有些健康状况不太好的人想要去海边,保尔帮他们办理好了疗养的手续以及相应的补贴。他们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是都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假期。他们的工作暂时交给了保尔。虽然肩上的担子增加了,但保尔却从未有过怨言。休假回来的时候,他们个个皮肤黝黑、生龙活虎。随后就是下一批人去休假。整个夏季,办公室一直都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工作量倒是保持不变,因此保尔每天都要从早忙到晚。
夏天过去了,紧接着的是保尔最不喜欢的秋天和冬天,因为这样的天气总会勾起他的旧伤,因此他总是期待下一年的夏天赶紧到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的确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有两个选择:一是承认自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工作,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个残废;二是继续工作,一直干到撑不住为止。他选择了第二个。
一天,保尔在地方常委会上碰到了卫生处长巴泰利克。这个老党员就坐在他旁边:“保尔,你看起来有点憔悴。你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做过检查?还没有,我就知道。你看起来状况不太好,我的朋友。星期四晚上去我那儿吧,我们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由于工作繁忙,保尔并没有去,不过巴泰利克倒是一直没忘。他找到保尔,硬把他拉到自己那里进行了神经病理方面的检查。巴泰利克自己也是一名神经病理专家,他同样参与了保尔的诊治过程。最后他给出建议:“保尔需要立刻停止工作,前往克里米亚进行长期疗养,并进行定期治疗,否则他的健康会受到严重影响。”
意见前面有一长串用拉丁语写的病名。保尔看完这份意见只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他的腿,而是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巴泰利克把这份意见呈交给了地方党委,大家都支持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坚持要等到组织部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以后再说。虽然巴泰利克依然表示反对,但其他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保尔的请求。
三周后,保尔就可以去度假了,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假期。办公室已经为他订好了叶夫帕托里亚疗养院的房间,相关文件就放在他的抽屉里。这段时间,保尔比往常工作得更卖力,他甚至还召开了一次地方团委全体大会。为了能够安心去度假,他竭尽全力地在临走之前解决所有的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保尔即将出发去海边疗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反感的事情。那天,保尔下班以后去宣传部参会。他去得比较早,当时会议室里还没几个人,于是他坐在书架后面一边看书一边慢慢等待。没过一会儿就进来了几个人,不过隔着书架,保尔看不到他们,但是他认出来一个人的声音,是地区经济部的部长法洛。熟悉法洛的人都知道,这个徒有其表的高个子其实是个贪杯又好色的混球儿。
法洛以前做过游击队员。只要旁边有人,他就会借机吹嘘自己,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以一敌十,轻松斩掉马赫诺匪帮的头颅。保尔一直都很讨厌他。一天,一个女团员哭着找到保尔,她说法洛本来答应娶她为妻,但是只跟自己同居了一周就离开了,现在更是完全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女孩曾经求助过监督委员会,不过法洛吃准了对方没有证据,最后这件事果然没有被立案。不过保尔相信她。此刻,保尔正在房间里听着他们讲话。由于隔着书架,那几个人说起话来倒是无所顾忌。
“法洛,好久不见啊!最近在忙什么呢?”说话的人是赫里博夫。他是法洛的朋友,更是个自大狭隘的蠢货。这样的人竟然也在宣传部谋得一官半职,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不过他倒是自我感觉良好,逢人便要显摆一番。“你应该祝贺我,老兄。昨天,我成功拿下了科罗塔耶娃。所以我现在必须纠正你对我的误解,无论谁家的姑娘,只要我想要,就没有追不到的。”法洛吹嘘道,露出一副下流的模样。
保尔听完心里哆嗦了一下,只有在他极度愤怒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感觉。科罗塔耶娃是妇女部的部长,当年是和保尔一起调来地区委员会的。在保尔的眼里,她是一个工作认真、讨人喜欢的女同志。对于前来寻求帮助和建议的妇女,她总是特别热心,任何事情都不嫌麻烦。党委的同志们都很尊重她。保尔知道她目前还是单身。毫无疑问,法洛提到的那个科罗塔耶娃和保尔想到的是同一个人。
“得了吧,法洛。你在吹牛吧!她可不是一般人能拿下的。”“我?吹牛?难道我能是一般人吗?比这更难的我都不在话下。你就记住一条:想拿下女人,你得找对方法。不过你也不能来者不拒,有的人三两下就缴械投降了,这样的没意思。非得是那种需要花上整整一个月才能得手的,这样才来得刺激。我跟你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她们的心理,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样就能攻无不克了。懂了吗,老兄?这玩意儿是一门技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教授级别的,哈哈哈!”
法洛越说越起劲,旁边的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追问起细节。保尔握紧了拳头站起身来,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正在疯狂跳动。“想搞定科罗塔耶娃这样的女人显然困难重重,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征服欲,尤其是我还和赫里博夫赌了一打葡萄酒。我跟你们说,这次我完全颠覆了原有的策略。一开始,我去她办公室转了两圈,不过我发现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我猜,可能是因为她听说了一些关于我的谣言。我还是长话短说吧,正面进攻失败了之后,我开始选择侧翼偷袭。这个办法特别管用。我找到她,给她讲了我的悲惨故事。我讲了在前线作战的种种辛苦,怎么样在战场上游走,遇到了多少次艰难的打击。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到头来却依然形单影只,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合适的女人。我说我是一个没人爱的混蛋。我还说了很多这样卖惨的话。总之就是直击她的弱点,你们明白吗?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很多时间,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是我可是专家!我必须坚持下去,这可是原则问题。最后她终于放弃了抵抗,被我征服了。你们绝对猜不到,她还是个处女!哈哈哈,这次真的赚到了!”
法洛还在用下流的语言羞辱科罗塔耶娃。保尔实在听不下去了,冲到法洛旁边大声喊道:“你这个畜生!”“噢?我要是畜生,那你偷听我讲话又算什么?”保尔又咒骂了几句,醉醺醺的法洛抓住保尔的衣领说:“你还骂?”说完就给了保尔一拳。保尔抓起一个橡木凳就抡到法洛身上,直接把他砸倒在地。法洛很幸运,因为保尔今天没带枪。不然的话,他很难再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计划启程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保尔出现在党的法庭。党组织成员全部聚集在剧院。这件事在党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听证会上争论的焦点也从案件本身变成了对党的伦理道德和个人关系的严肃讨论。法洛本人在法庭上也表现得非常无礼,从头到尾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恬不知耻地笑着说:“我要去人民法院起诉保尔·柯察金!到时候判他去劳动改造,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打我!
“你们还想拿我当典型?省省吧。你们要是想随便给我安个罪名也没关系。我只是不愿意理睬那些女人而已,难道这也变成一种罪了吗?那我真是无话可说。如果现在是一九一八年,那我早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掉柯察金这个疯子了。我看,我不在这里你们也一样能继续进行,那我就不奉陪了。”说完他就离开了这里。主席接着问保尔发生了什么。保尔开始平静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即便他现在非常愤怒。
“发生这样的事全是因为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再动用蛮力了,我得学会用大脑进行思考,但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一场意外。我出手之后就知道自己错了。这种出格的行为也是第一次发生,我已经对自己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该打,因为这样的行径实在令人不齿。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同时还是一个畜生,一个流氓。整件事里唯一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开始关注党员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多数票赞成开除法洛的党籍。赫里博夫也因为做伪证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且如有再犯就一并开除。其他人也在大会上承认了错误,并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随后,巴泰利克向法庭通报了保尔的神经状况。在检察员建议对保尔进行处分时,所有参会成员都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最后,检察院撤回了这条建议,保尔被无罪释放。
几天后,保尔返回了哈尔科夫。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地方党委最终同意把他调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工作,并交给他一封鉴定书。阿基姆正好是团中央的书记之一,保尔一到哈尔科夫就马不停蹄地找到他,告诉了他这一切。
阿基姆仔细阅读了保尔的鉴定书,上面写着“对党无私奉献”,后面还有一句话写着“该同志头脑冷静,但在个别情况下容易失去自制力。这是由于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真是画蛇添足。”阿基姆说道,“保尔,你别往心里去,咱们都是最健康的。快去南方把身体养好,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聊工作。”
说完,阿基姆热情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疗养院。花园里,盛开的玫瑰娇艳欲滴,喷泉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绿色植物爬满了疗养院的白色楼房。休假的人们身着夏装和泳衣在此享受惬意的时光。
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在登记簿上写上了保尔的名字。在大楼一角,保尔找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很宽敞,洁白的床单有些晃眼,一切都是如此地整洁,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后,保尔赶紧来到沙滩上。
保尔看着眼前的大海,它是那样地平静而雄伟,仿佛是一块深蓝色的抛光大理石,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海浪和云朵反射出太阳的光芒,红色的朝霞盖住了半边天,远处的山脉也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呼吸着清新的海风,保尔凝望着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海。
海浪拍打在他的脚上,一遍又一遍地浸湿着金色的沙滩。